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發展壯大新動能，做大做強新興產業集群，實施大數據發展行動，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發應用，在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多領域推進“互聯網+”。在兩會期間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為加快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國家發改委將組織實施2018年“互聯網+”、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和數字經濟試點重大工程。

數字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動能，在今年兩會上得到代表委員們的高度關注，紛紛為其發展建言獻策。

數字化程度每提高10%

人均GDP增長0.5%至0.62%

據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7》藍皮書顯示，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整體規模達22.58萬億元，躍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達30.3%。而在百姓生活當中，人們基本上每天都在和“數字”打交道，出門滴滴叫出租車、吃飯參照大眾點評、買家用品上淘寶等等，可以說，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業態也正不斷滲透入到尋常百姓家。

數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就能夠增長0.5%至0.62%。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時代所有的生產要素都在數字化。互聯網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數字經濟，更是創新經濟、開放經濟和代表未來的新經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數字經濟時代的一個標志就是整個要素發生了改變，原來的要素主要是土地、人力、勞動力，還有相關的一些資本。”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劉多認為，“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實體經濟結合的部分，這兩個部分加在一起就是整個數字經濟。”

當前，我國正處于數字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窗口期、機遇期，建設數字企業、發展數字經濟機不可失。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郵電大學教授孟洛明在接受《人民郵電》報記者采訪時提到，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相對單一，僅僅依靠人力、物力、土地等資源，未來社會發展需要將數字化手段視為經濟社會創新驅動發展的新要素，并且盡快制定反映創新驅動發展成效的績效考核指標。

由此可見，數字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生產資料及核心要素，也已經成為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換句話說，數字經濟是科技發展、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從“鴻溝”到“紅利”

中國搶占數字經濟發展先機

從縮小鴻溝到釋放紅利，中國經濟也因“數字”搶占更多發展先機。

有數據顯示，中國移動支付規模是美國的近50倍，分享經濟交易額同比增長超過一倍。2007年至2016年全球人工智能領域論文中，中國占比近20%，發明專利授權量世界第二。被“數字”賦能的中國經濟在多個領域搶占先機，展現出令人矚目的活力。

徐曉蘭認為，數字紅利的釋放首先得益于不斷夯實的網絡與信息服務基礎。

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50M以上寬帶用戶比例超過60%，4G用戶平均下載速率較2016年同期提高30%，手機流量資費、中小企業專線資費大幅下降。良好的網絡土壤讓基于信息技術的創新應用蓬勃展開。

龐大的市場、良好的環境和應用融合能力也為數字經濟提供更廣闊的“舞臺”。全國政協委員、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伙人沈南鵬認為，與前幾次互聯網浪潮不同的是，數字經濟更強調跨界融合，旨在與傳統產業的碰撞中實現價值增量。對創新的快速反應滲透讓數字紅利在多領域鋪開。

“未來，數字經濟還將顯現出很強的輻射效應。”徐曉蘭說，比如，隨著信息基礎設施完善，很多鄉村一步跨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數字經濟不僅成為精準脫貧的重要抓手，更修正了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地理區位概念。

數字經濟風生水起

帶動落后地區實現彎道超車

近年來，貴州省依靠數字經濟優勢迅速在祖國的西南角成長起來，GDP增速名列前茅。過去，貴州省經濟發展模式單一且相對滯后，但近些年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正日益高漲，其產業規模、應用探索均走在全國甚至世界的前列，換言之，數字經濟成為了貴州快速發展的重要引擎。

全國人大代表、貴安新區黨工委委員歐陽武指出，貴州在上一輪工業發展浪潮中較為落后，但借助數據中心的建設，通過匯聚全國的海量數據，進行大數據的深加工，為智慧城市等發展探索出新的道路，也是西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種很好的嘗試。而正是這種“嘗試”讓貴州成為較早“吃螃蟹”而占領數字經濟發展高地的省份。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貴州省委省政府敢于轉變發展思維觀念，從2013年起就搶鮮布局，如今在眾多領域收獲了“第一”。如今，貴州已經成為了匯聚全國海量數據的高價值的 “鉆石礦”。

“得益于龐大的用戶市場基數、以龍頭企業為核心構建的數字生態體系和持續不斷的政府支持及投入，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正面臨著極為良好的歷史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子學會秘書長徐曉蘭對《人民郵電》報記者說，“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但很多國家的規劃并未得到快速落實。相比之下，我國不僅提出和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網絡強國、‘互聯網 ’、大數據等一系列富有遠見的發展戰略或規劃，而且正在腳踏實地一步步落實，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體現。”

規模雖大但也有差距

數字經濟發展應快馬加鞭

今年年初，蘇寧進一步明確了數字蘇寧的發展目標，提出了三年兩萬家店的智慧零售開發計劃。這些看上去是線下的門店，其實每一個店都是一個互聯網的窗口，是數字化的門店，這就是業態融合的新商業模式。蘇寧“掌門人”張近東認為，要開展政企合作，加大探索數字資源的開發與連接，構筑社會化的數字發展服務網絡，建議全社會數據共享，讓更多企業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當前，依靠傳統生產要素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有些疲軟。相反，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要素為支撐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則動力強勁。根據目前部分研究機構公布的數據，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僅次于美國，零售電商交易額已超過美、日、英、德、法五國總和，移動支付交易額相當于美國的11倍，在虛擬現實、無人駕駛、3D打印、機器人、無人機、人工智能這些數字經濟的重點領域，我國的風投規模位居世界前三名。但是，在徐曉蘭委員看來，在核心基礎技術的攻關、數字化建設經驗的積累、新興信息技術的應用、配套體制機制的革新等方面，我國仍要繼續努力。

正如馬化騰兩會上所言，“‘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數字中國和網絡強國才是目的。”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發展彎道超車，各地應加緊落實數字經濟發展政策，讓數字經濟祛除傳統經濟模式下的發展“積弊”，使其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

奠定“領跑”條件

讓數字經濟服務高質量發展

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信息技術支撐。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尤需夯實數字基礎。如何讓數字經濟更好服務高質量發展?

首先是加速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改造，讓更多人分享數字“紅利”。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劉多說，目前工信部聯合多部門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和基礎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區域共享，積極推進新技術的研發和商用部署。以5G為例，研發試驗進入第三階段，將推動5G系統設備基本達到預商用水平。

“過去網絡安全只是網絡本身，如今卻關系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劉多說，當數字成為經濟社會運行的基礎要素，擁有高效的監管方式，建立與之適應的安全體系尤為重要。她建議增強數據安全預警和溯源能力，提高安全共同維護、治理共同參與能力。

加強實踐分析，增強政策制定針對性。徐曉蘭建議，建立基于有效的數字經濟運行監測機制。設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提前預判經濟現象，提供更好政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