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之 E-mail:backtogrape@sina.com

整個四月,有兩條事件發展線充斥著筆者的視野:一條是中美貿易戰的不斷升級和發酵:另一條則是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的“超密集”出臺。

先看后者的密集度。4月2日,《國家電網報》發表《完市場化交易機制促進清潔能源消納》;4月8日，國家電網發布(促進新能源發展白皮書》;4月10日,全國新能源消納監測預警中心成立;4月16日,國家能源局官網發布《分散式風電項目開發建設哲行管理辦法》的通知;4月18日,官網發布關于征求光伏發電相關政策文件意見的函;4月26日,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減輕可再生能源領域企業負擔有關事項的通知;4月27日.關于征求《清潔能源消納行動計劃(2018-2020年)》意見的函流傳出來,征求區間是4月12日到4月25日。

以上至少有七條,來自電網和主管部門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與消納的重要表態,擠在同一個月接連釋放。

這也引起了業內的疑問:為何出臺如此密集?尤其是對于減輕可再生能源企業負擔的文件,更引來了質疑:為何一邊說電費負擔重,要降低工商電價;一邊卻要用戶為價格高昂且靈活性差的可再生能源買單?

可再生能源消納的優先級,還體現在《增量配電業務配電區域劃分實施辦法(試行)》中。4月24日國家能源局有關負責人就該文件答記者問中就提到,政策導向方面,增量配電業務須符合國家電力發展戰略及產業政策,鼓勵以滿足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為主要目標的增量配電業務。

從不同能源品種基于經濟性的“公平競爭”來看,確實可再生能源在短期內難以支撐起較高占比的用電量,但從另一個維度來考量,或許就可以理解為何主管部門會對可再生能源如此“偏袒”,那就是能源安全。

這與2014年發布的細領性文件《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有關。該文件明確表達了“節約、清潔、安全”的戰略方針。對于“安全”,強調的是“立足國內戰略”,將國內供應作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渠道,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動權。

富煤貧油少氣是國內一次能源供應的基本情況,石油和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分別接近60%和40%。煤炭又面臨環保驅動下的去產能。可再生能源以及“再電氣化”,就成為立足于本國供應的一個重要的可選項。

所以會看到《清潔能源消納行動計劃(2018-2020年)》(征求意見稿)的目標時間是2020年,與《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的目標時間一致,而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年份。

由此可見,時間緊迫、任務重,刺激可再生能源消納的政策出臺不得不加快。

大力推動低碳能源的發展,也與大國參與國際事務所需的責任擔當有關。法國總統馬克龍在4月訪問白宮時,就拿特朗普退出《巴黎協議》懟了一把,“世界上沒有B星球(Planet)。”

在中美貿易戰的微妙時刻,國內也在發力可再生能源，兩者有關聯嗎?

筆者曾寫過文章認為,這與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有關。在能源領域,中美之間存在化石能源技術輸出與可再生能源技術輸出的較量。除此外,也與此番貿易戰中,中國對于“獨立自主”認識有所強化有關。貿易戰過程出現“中興事件”,給國內帶來的深刻反思是,掌握“芯片”以及關鍵技術知識產權的重要,背后是技術能力要能夠實現“自力更生”。這與能源供應“立足國內”的思路是一致的。

更為重要的是,掌握核心技術需要年復一年在研發上給予巨額投入,甚至是需要做大量系統性的底層構架的搭建工作,并且需要允許研發失敗的發生。

可以想象,一個除煤炭外資源稟賦并不豐富的國家,要實現能源領域的自力更生,也同樣少不了大量的資金支持，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需要由用戶來分攤成本。而在探索服務于可再生能源消的電力市場過程中,也免不了試錯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