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及結構調整的推進，我國能源消費已經開啟增速減緩、甚至負增長的模式。公開資料顯示,我國能源結構逐步呈現低碳化、清潔化的趨勢，能源消費總量增速明顯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消費的這種波動變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耦合關系也正逐漸減弱，并引起了能源領域研究專家的關注。

　　能源消費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波動變化，其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弱化，又折射出能源發展中的哪些信號？

　　一般而言，能源消費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同步指標，與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在工業化階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費一般呈緩慢上升趨勢，當經濟發展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重大改變，能源消費強度開始下降。

　　“目前，我國經濟正經歷從高增長到中高增長的‘增速換擋’，其觸底時的短期震蕩基本結束，初步形成平穩增長態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曾撰文表示，經濟“增速換擋”的主因，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以及所導致的中國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二是國內城鎮化矛盾導致的房地產市場及投資的深度調整。

　　張立群在文章中稱，中國國內消費持續保持較高水平增長，預計未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托底作用比較穩定。盡管城鎮化遇到一些困難，但動力仍然強勁，城鎮化中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著力解決好。

　　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近日發布的《中國的能源革命——供給側改革與結構優化，2017-2050》報告稱，目前全國約70%的人口已經實際進入城鎮及其周邊地帶，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已完成。

　　“與之相應的，我國大規模城鎮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也將完成，這將大大減少對高耗能的鋼鐵、有色、建材的需求，相關的交通能源需求也將達到峰值。”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李平在一次論壇上表示。

　　據上述報告顯示，目前我國70%的能源和電力需求來自工業，而鋼鐵、有色、建材三大行業的能源需求占工業需求的1/3，這三大行業需求下降，還會引起煤炭、電力等相關行業自身需求的下降，預計會帶動1/3能源需求的下降。預計到2020年、2030年、2050年，中國能源需求總量將分別降至40億噸、37.4億噸、30億噸標準煤。

　　同時，該報告認為，未來我國能源的需求增長點在于高端制造業和生活消費。但是，高端制造業的能源需求遠低于鋼鐵、有色金屬、非金屬生產過程的能源需求。隨著能源需求的下降，能源將不再作為中國經濟的瓶頸，而是能夠在供給和需求之間實現平衡。

　　另國家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我國煤炭消費自2013年達到42.4億噸后開始連續兩年下降。2016年，包括煤炭行業在內的重點高耗能行業開始實行供給側改革，根據執行情況可判斷至少未來短期內煤炭產量及消費量將繼續保持下降趨勢。與此同時，石油消費量增速保持穩定。

　　對此，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能源部研究員周文戟表示，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于2012年開始增速顯著下降，其中化石能源消費可能從2015年開始停止增長，我國化石能源消費及碳排放極有可能已達到峰值。一旦趨勢確立，說明該峰值的實現較以前的普遍預期大幅提前。

　　能源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必不可少的生產要素之一；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國以煤炭為主，石油長期依賴進口的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常被作為判斷經濟形勢的一個重要指標。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的這種緊密關系，隨著我國進入后工業時代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推進，正在發生疏離。

　　“在供給側改革中，一方面重點高耗能行業總體規模面臨轉折點，能源需求側面臨結構性變化；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產能、促進產能結構優化與節能減排技術推廣應用等多方效應疊加，將推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以及能源消費結構的清潔化。”周文戟表示，供給側改革加速低效產能退出，進一步遏制化石能源需求，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增長正逐漸與化石能源消耗脫鉤，同時也意味著本次峰值實現后再次出現更高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能源消費量負增長，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僅增長0.5%，但全年經濟增速達到6.9%。2016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5%，但經濟增速為6.7%。

　　“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的波動幅度存在明顯差異，讓一些人感到困惑。其實，這一現象恰恰說明，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已不存在明顯相關關系，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能源消費增速作為經濟增長的參照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史丹近日在《人民日報》撰文稱。

　　據介紹，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脫鉤，有強脫鉤和弱脫鉤之分。強脫鉤是指在能源消費增速低于經濟增速的同時，能源消費量也有所下降；弱脫鉤則是指能源消費增長減緩，但能源消費總量仍在上升。此外，還有衰退性脫鉤，即能源負增長伴隨著經濟負增長。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若以10年平均數據來看，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2000年以前實現了弱脫鉤，2000年以來出現了強脫鉤的趨勢。但從年度數據看，在強脫鉤的大趨勢下，這些國家個別年份也曾出現過弱脫鉤和衰退性脫鉤。就年度數據來看，發達國家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穩定的關系。

　　史丹在文章中表示，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實現了弱脫鉤。與發達國家相同發展階段相比，我國脫鉤時間比較超前，在工業化中期階段能源消費增速就低于經濟增速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脫鉤，意味著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步下降。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雖然尚未實現強脫鉤，但經濟增長的要素貢獻已有明顯的結構性變化。

　　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逐漸脫鉤，反映出我國能源領域科技進步和能源效率提升，以及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斷優化的情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能源革命”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都發生了巨大變革，能源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能源結構由煤炭為主向多元化轉變，能源發展動力由傳統能源增長向新能源增長轉變，清潔低碳化進程加快，能源消費得到有效控制，能源利用效率進一步提高。

　　同時，隨著節能減排的推進上，節能新工藝、新技術得到推廣使用，重點行業能效管理得以加強，重點企業能源管理體系建設逐漸完善，設備能效水平不斷提高。

　　而推進節能減排、實現綠色增長也已經成為全球共識。這也反映在經濟發展領域，尤其是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的關系中。史丹在文章中表示，一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脫鉤的趨勢，以能源消費彈性系數預測經濟增速的方法已不適應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而這種變化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實力轉型的體現。正因為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實現了弱脫鉤，因而我國有能力承諾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30年之前甚至更早達到峰值，為全球降低氣候風險做出貢獻。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隨著我國重點高耗能行業生產規模逐步走向拐點以及能源供應結構的持續優化，我國經濟發展規模將繼續走向綠色化、低碳化的新階段。周文戟在文章中表示，與之相對應的各層級能源與氣候政策目標、發展路線等一系列頂層設計也有待作一定程度的調整。

　　由于我國能源消費基數大、能源效率較低，技術進步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史丹稱，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我國以較低的能源消費增速實現中高速的經濟增長是完全正常的，沒有什么可懷疑的。

　　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陳柳欽曾在今年初撰寫的《能源強度的“存在與超越”》一文中提到，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能源的最優控制問題，即在能源約束下，尋求最優的經濟增長路徑。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存在著能源強度的倒U曲線，并且能源強度已經超過了轉折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已具有了節能降耗的內在要求。

　　陳柳欽在文章中表示，能源結構向高效率能源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對降低能耗強度有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受制于技術進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術進步能夠通過改變能源的需求結構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能源價格。能源價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這三個因素對能源強度的影響程度，受技術進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