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杰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北大匯豐商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驀然之間，每個人的生活都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老人和孩子都在玩一種東西，那就是智能手機，智能手機接入的是一個虛擬且無限擴張的世界。每一臺智能手機背后都是大數據和代碼的運轉，使用手機的人似乎變成了大數據的代理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們開始討論一個“后人類的時代”。人還是那個人，國還是那個國，但是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人的觀念以及國家治理的模式。

　　有人說，得數據者得天下，這樣的說法一點兒也不夸張，原因在于數據才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也是最必不可少的資源。從特朗普大選上臺到樸槿惠下臺，我們看到了社交媒體給世界政治帶來的沖擊。技術才是引領世界政治變革的基礎性的力量，而順應技術變革和發展的國家才能成為引領時代精神的國家，也可以說是世界性的國家。

　　從國家形態的變遷來看，適應時代發展的形態最終勝出。從農業時代的帝國到工業化時代的民族國家的構建，再到今天大數據、人工智能開始沖擊了既有的國家治理方式，國家的形態也面臨著新的洗牌。順時而動，成為每個國家面臨的變革的課題。有人提出，在現有的國家之外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形態，那就是“網絡國家”，比如Facebook擁有20億用戶，它能夠創造一種新的空間，當然是線上的虛擬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網絡國家不是一種補充性的網絡空間中的集合，而是一種擁有與非國家成員針鋒相對所需的必要力量和影響力的重要實體。”

　　從國家秩序的變革來說，國家形態的變革帶來的是根本的變化。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國家是權力的容器，而權力的性質和來源也在發生不斷的變化，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煤炭、鋼鐵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石油，到現在越來越呈現出低碳的特點，信息變成了新秩序的主要的“質料”。因此，順應時代發展的形勢，國家的結構和治理方式也會發生變化。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組織方式，國家依然是權力的容器，在大數據時代，國家介入到虛擬空間，拓展國家的邊疆自然是題中之義了。

　　大數據和信息作為國家與公民之間的中介，在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中，國家與公民的權利也需要重新界定和厘清。大數據改變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而是帶來了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甚至說是重新塑造了國家的安全環境。電子商務平臺的發展，助推了新的消費以及新的貿易體系的建立。通過大數據每個個體也變成了數據和符號，未來人可能也在代碼化，二維碼已經變成了新的身份證，由此可以實現彼此的交流。

　　與此同時，虛擬空間也并非一片凈土，而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欺詐和犯罪活動，甚至也在改變戰爭的形態。反恐戰爭從9·11開始，持續了十幾年，依然沒有看到最終勝利的曙光，這也是最為漫長且在不斷延續的全球性戰爭。為什么會這樣呢？恐怖主義的戰場最先實現了虛擬化，原有的戰爭的理念和思維已經難以適應大數據時代的戰爭，在虛擬空間中，極端主義思想就像野草一樣，難以根除，恐怖主義就像九頭蛇。可以說，這是傳統國家、傳統戰爭思維方式在大數據和虛擬戰場的失敗。

　　“網絡國家”并不僅僅是新的形態，而是網絡與國家之間的相互融合，國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也會發生重大的變革。我們很難再用言論自由、公民權等觀念來單向的理解國家與網絡之間的互動，甚至是博弈。在國際關系歷史上，領導型的國家都是最先介入新的技術變革和生產方式，在不確定性中實現了國家的崛起，也引領了國家體系的變革和國際治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