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0年，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將大數據熱情地贊頌為“第三次浪潮的華彩樂章”。不過從2009年開始，“大數據”才逐漸受到重視。

近期引發熱議的專著《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作者指出，大數據將深遠地改變政府的運作方式和政治的性質，大數據時代人們對待數據的方式出現了三個變化：第一，人們處理的數據從樣本數據變成全部數據;第二，由于是全樣本數據，人們不得不接受數據的混雜性，而放棄對精確性的追求;第三，人類通過對大數據的處理，放棄對因果關系的渴求，轉而關注相關關系、相互聯系。

背景鏈接

大數據有“4V”特點：Volume(容量)、Variety(種類)、Velocity(速度)和Value(價值)。Volume指巨大的數據體量與完整性，數據量從TB級別躍升到PB級別。Variety指類型繁多，在海量、種類繁多的數據間發現其內在關聯。Velocity指大數據要求處理速度快。Value指大數據的洞察力和價值，需要將信號轉化為數據，將數據分析為信息，將信息提煉為知識，以知識促決策和行動。

大數據時代來臨凸顯數據的重要意義。2012年奧巴馬政府宣布投資2億美元拉動大數據相關產業發展，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甚至將大數據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把對數據的占有和控制視為陸權、海權、空權之外的另一種國家核心資產。聯合國也在2012年發布大數據政務白皮書，指出大數據對于聯合國和各國政府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大數據時代政府應急管理的新挑戰

大數據泛指巨量的數據集，指的是所涉及的資料量規模巨大、關系混雜、動態持續、變化不定，需要用先進的技術和工具，在合理時間內實現數據的擷取、存儲、分配、提煉、處理、集成和分析，并從中挖掘出有價值的資訊和信息。

大數據時代來臨對政府應急管理構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新挑戰。政府應急管理是指在非常態的危機情境下，各種突發不利情況、嚴重威脅、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高度積聚，政府必須在相當有限的時間約束下，做出關鍵性決策和具體的應急處置措施。大數據時代來臨極大地增加了政府應急管理的困難和挑戰。在危機情境下，政府需要對來自網絡包括物聯網和機構信息系統的數據附上時空標志，去偽存真，盡可能收集異源甚至是異構的數據，必要時與歷史數據對照，多角度驗證數據的全面性和可信性;政府還需要對多源異構、多實體、多空間和交互動態性的大數據樣本進行實時處理，需要將高維圖像等多媒體數據降維后度量與處理，利用上下文關聯進行語義分析，從大量動態而且可能是模棱兩可的數據中綜合信息，并導出可理解的內容。這些都極大地增加了政府收集和處理大數據的復雜度。

與此同時，大數據時代來臨也為政府應急管理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前景。數據規模越大，處理的難度也越大，但對其進行挖掘可能得到的價值也更大。政府部門可以從傳感器、衛星、社交媒體、移動通訊、電子郵件、無線射頻識別設備持續不斷地接收數據，通過捕集、攝取、分析、存儲和分配數據，保障數據安全，并將其轉化為有意義、有價值的信息。在危機情境下，政府可以運用大數據技術收集輿情和民意，通過分析相關數據，可以了解大眾需求、訴求和意見;可以利用短信、微博、微信和搜索引擎，監控熱點事件，挖掘輿情，還可以追蹤造謠信息的源頭。在危機情境下，政府可以對大數據進行恰當地管理、建模、分享和轉化，從中提取新的深刻見解，并以過去根本不可能的方式做出應急決策。

大數據技術與應急平臺系統

大數據可分成大數據技術、大數據工程、大數據科學和大數據應用等領域。在大數據時代，需要特別關注大數據技術系統本身的安全性，要注意技術安全性和管理制度安全性并重，防止信息被損壞、篡改、泄露或被竊，保護公民和國家的信息安全。保證信息安全主要依靠兩個方面：一是技術上不斷更新，應用最新的安全管理理論和安全軟件技術，在網絡通信、本地存儲等方面加強對重要數據的防護;二是立法層面，大數據技術的挖掘與利用應當有法可依，讓數據開放和數據挖掘走向法制化軌道。

在大數據時代，網格化管理已經興起，一個基本要求就是管理信息整合和共享。政府應打破數據割據與封鎖，公開信息。基于大數據技術的應急平臺系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