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數據呈現能力。潘越等一批科學家認為，技術的發展很可能會使得這些能力“傻瓜化”。

至少現在看來，中國不缺數據，缺乏的還是能力，奧倫.埃齊奧尼這樣的能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大多數公司更感興趣的是如何處理好“數據”，不論規模大小。

車品覺是阿里巴巴集團大數據委員會負責人，他認為大數據是一種“忽悠”。數據越多、越大，數據分析越復雜，負擔就越沉重。在淘寶的平臺上，如何“生產”有質量的數據，如何進一步挖掘消費數據，這些話題他興致盎然，但他并不熱衷于大數據的概念、定義和社會學上的討論。

到目前為止，阿里巴巴處理并存儲了超過100PB(1個PB等于1024個TB)的數據。2013年，它在內部建立了一個虛擬組織單元，稱為數據委員會，把分布在阿里巴巴集團內部25個事業部從事數據處理業務的800多位人員，集中在一起，群策群力應對數據質量、數據安全和數據運營的挑戰(詳見《解碼阿里數據》)。

即便如此，阿里巴巴在數據分析上的能力還只能處理和利用淘寶平臺上有限的數據，人才被視為實現數據智能的關鍵制約。在規模上比淘寶小得多的1號店，持有相同的觀點，于剛抱怨建模人才“非常稀缺”。

從數據到數據智能，再到大數據智能，之間站著1000個奧倫.埃齊奧尼。

籠子

保護隱私安全，保障載體公正，這是涉及生命與存在的終極問題。

未實現不代表不會發生。

即便公司們還站在大數據時代的舊石器階段，作為產生數據的每一個個體，我們應該想想未來的場景，畢竟游客們已經落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的彀中。

去年我的生日設為1月1日，今年改到4月1日了，因為我不想讓大大小小的網絡公司獲得真實的私密信息。然而，面對日益強大的大數據技術，消費者所做的種種信息偽裝顯得那么幼稚可笑。對應網絡上的“我”，越來越多的人有多套數碼身份，但偽信息戰中的失敗一方總是消費者。以社交網絡“臉譜”(Facebook)和“商聯”(LinkedIn)為首，大數據讓個人隱私無所遁形。

其實，社會呼喚也亟需能夠促進信任、提升責任的大數據。為提高公平透明度，美航剝離了薩博(Sabre)飛行信息和預訂系統。如今，35萬家旅行社和400家航空公司使用這個系統。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立法分離投資銀行自營和代客理財業務，遏止公司濫用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在醫療行業，“姜網”(Ginger.io)結合智能手機、衛星定位、哮喘患者報告，建立了觀察花粉分布、有效治療哮喘的平臺。這些正反案例都值得中國企業深思。在建立平臺、運用云計算、獲取和處理數據一體化模式過程中，中國企業特別需要從正反兩方面認識到大數據的社會性。

研究UFO的人認為，外星人殖民地球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發送遺傳基因數據，然后就地選擇載體。觀點大膽了一些，但道理很實在：人的一切都能分解為數據和載體。保護隱私安全，保障載體公正，這是涉及生命與存在的終極問題。

“商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提高利潤。”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已經告訴我們，生命與存在的問題不能交由商業機構全權處理。與大數據盛行的北美相比，中國需要制度的籠子，嚴格保護隱私的法律需要商業規范的籠子，嚴格內部管理流程，杜絕未經客戶允許的信息營銷;需要社會理念的籠子，讓值得信任的企業興盛起來;需要應用技術的籠子，像北美醫療信息軟件一樣，自動除去病人的姓名和身份信息，然后輸入大數據庫。中國還需要有更多像麻省理工教授烏爾班(Glen Urban)這樣的學者，呼吁和倡導基于消費者信任的營銷策略。

達文波特教授宣稱，如今的數據科學家類似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華爾街的金融數量分析師。過去30年中，華爾街的金融工程創新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回望余波未盡的2008年金融危機，他應該明白，更需要馴服的是那些掌握大數據的大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