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就提出建設“數字福建”，開啟了福建大規模推進信息化建設的進程。

　　18年后，這一決策的范圍擴大到全國。在近日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發揮信息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

　　當“數字中國”的戰略布局落到全國600多個城市，城市成為信息技術應用試驗場，一個個初步完成數字化、正邁向智能化的城市組成了“數字中國”。隨著城鎮化建設，“智慧城市”應運而生，還帶著解決城市建設與管理中存在問題的使命而來，目前，國內有41%的城市設立了智慧城市領導小組。

　　然而，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概念提出，到實際踐行差不多十年，智慧城市的建設還有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呼吁打破“數據孤島”，是否有法律能夠支撐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當信息基礎設施像水、電、氣一樣成為公共資源，政企共建的邊界又在哪里？信息技術是否真能如愿解決現實空間的矛盾？

　　4月22日~24日，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在福州舉行。會議期間，中國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學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地理信息工程專家郭仁忠，以及城鎮化和城市研究專家、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秘書長馮奎，二位重磅嘉賓做客“城市相對論”第4期，深度討論了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特點與痛點。

　　●硬骨頭一：智慧城市不單純是一個信息化問題

　　“有些問題信息技術可以解決，有些還要回到現實當中”

　　NBD：前不久，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敏銳抓住信息化發展歷史機遇，自主創新推進網絡強國建設。在您看來，當前我國信息化發展迎來哪些歷史機遇？如何理解“自主創新”的緊迫性？

　　郭仁忠：信息化建設和經濟發展確實有契合點。我國的經濟增長還處于高速發展階段，信息通信技術剛好來到了爆發式增長的機遇期。這使我國在城鎮化過程中，能比較好地利用最新技術支撐城市的發展。

　　比如最新公布的雄安新區規劃，有相當一部分考慮了信息化技術應用。可以設想，假如雄安新區已經是一個經歷了城鎮化的區域，再來做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成本必然會提升，效果也會打折。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我國城市發展迎來的窗口期正好與新技術發展吻合，這是我們的獨特機遇。

　　很多專家都有這么一個觀點，信息化發展，大不等于強，尤其在信息技術領域，信息技術的特點是顛覆性大于繼承性。一旦新的技術研究成功，很快就會成熟并快速占領市場，對老技術不是改善，而是直接的革新與顛覆。這種情況對我們來講是有利的。如果我們研發出了新的技術，就可以對既有技術、原有市場實現顛覆。從這個角度講，原有的基礎格局不再像過去那么重要。所以，原創技術在新的信息化建設中，顯得特別重要。

　　談到緊迫性，大家討論最多的是核心技術。我們的市場雖然大，但核心技術用市場是換不來的。雖然我們也有錢了，但核心技術用錢也買不來，別人可以不賣給你。無數案例也證明了這一點，不管什么技術，還是自己要研究，哪怕比別人差一點，但至少不會被別人“掐到脖子”。有產品能夠頂替上去，問題才能解決。

　　NBD：信息化與城鎮化相互簇擁著前進，城市是最小的信息技術應用與實踐單元。近期舉辦的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設置了專門的“新型智慧城市”分論壇，此前還有“數字城市”的提法。如何理解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質是什么？

　　馮奎：這幾天，大家一直在熱議數字中國。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剛剛發布，數字雄安也是熱詞。

　　“數字城市”這四個字放在一起，“數字”一詞更實，是基礎。

　　18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時就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埋下了種子和基因，到今天我們熱議數字，意味著數字城市的傳承與新跨越。它既包括了城市智能基礎設施、全覆蓋的數字標識體系、匯聚城市數據和統籌運營管理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樞，地下空間信息管理等，也包括了城市的數字產業自身發展。數字城市所強調的，是技術路徑、是工具、是手段，它將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基礎。

　　“智慧城市”這四個字放在一起，落腳點在城市上面，它強調的是城市功能發展的高水平、新狀態。智慧城市沒有改變城市的基本性質和功能要求，但強調用信息技術使得城市在滿足我們需求時更加聰明、更有效率。智慧城市覆蓋方方面面，是城市進化的大方向。

　　那么，數字城市與智慧城市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數字是智慧城市運行的基礎，數字化是建設智慧城市的具體工作路徑。高度數字化的城市一定是高度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標，數字化是主線，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我個人覺得，數字城市與智慧城市之間，有繼承性關系，這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

　　這兩者都是信息技術在城市建設、管理當中的應用。信息化的應用大概分三個階段：首先要數字化，這是基礎，信息技術沒有數據就談不上數字城市；然后是網絡化，就是實現互聯互通，相當于橋梁；再逐步走向智能化。從獨立操作、獨立運行的單機系統，到后來的企業級解決方案，如今以城市為單位，就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個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現代信息技術在城市單元中實現具備深度和廣度的應用，是數字城市發展的一個新階段。

　　但這個階段和過去不同。我們提數字城市建設時，還沒有物聯網的概念，互聯網也剛起步?，F在，基于“萬物互聯”，以“大數據”作支撐，計算能力也不同以往，這才支撐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城市信息化邁上了新階段。

　　我想強調的是，智慧城市不單純是一個信息化的問題。現在提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過新的技術手段，解決城市建設和運行當中存在的問題。有些問題，用信息技術是可以解決的，但有些問題在網絡空間還解決不了，還得回到現實世界當中來。

　　比如城市擁堵問題。借助導航系統、智能交通系統輔助，我們可以進行路徑優化選擇，讓通行更流暢。但它其實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為什么？擁堵情況下，我們選擇的路徑，往往比正常路徑更遠。這意味著技術雖然能解決時間上的問題，但它實際上增加了整個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更科學合理的規劃，需要交通資源的科學配置。所以說從本質上講，智慧城市既是用現代信息技術、通訊技術解決問題，也是通過信息通信來發現問題、診斷問題，來模擬解決路徑，優化城市建設。通過模擬、仿真等各種手段優化城市規劃，把出行距離、老百姓平均出行時間縮短，那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總體而言，我認為城市發展到一定規模出了問題，我們用新手段去解決；即使沒有出現“城市病”，也可以用新技術來優化。最終讓城市建設更科學更合理，運行效率更高、更宜居。這是我對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頭二：都知道數據好，但數據開放缺乏法律支撐

　　“要界定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問題，這一塊的法律是缺位的”

　　NBD：經過這么多年探索，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發展到什么階段了？

　　馮奎：從發展現狀來看，有這么幾個特點：首先是從初步熟悉到系統把握智慧城市的內涵；其次是從條塊狀態的應用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會的推廣；第三，是從基礎設施的工程建設到更加側重豐富的智慧應用；此外，是從政府為主的投資到各類主體探索形成商業模式；最后，是從靜態的頂層設計到探索采用演進式規劃。

　　郭仁忠：我先用一句話概括——建設智慧城市的共識已達成，目標也非常明確，路徑正在探索，成果也在不斷涌現，效果也已初步體現。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間有不同做法，也應該有不同做法，因為它們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社會各界都認為應該堅持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充滿了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設智慧城市，現在還不是特別清晰。

　　個人認為，這些東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動手，它是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就像一個城市，每過十年、二十年要重新做一次規劃。因為城市發展以后情況發生變化了，世界上沒一個城市是把規劃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動了。城市就像人一樣不停在成長。三歲時做衣服不能一直穿，個子在不斷長大，需要做新的衣服來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要根據新的情況不斷做規劃，就像人長高后不斷換新衣一樣。

但這個規劃要做得適度。三歲小孩穿不了十歲孩子的衣服，太超前。規劃很超前就意味著成本高、不適用。比如一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