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印發《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體系的指導意見》(發體改[2022]118號文，簡稱“118號文”)，提出到2030年實現新能源全面參與市場交易的總體目標。自此，新能源入市節奏顯著加快。2023年，全國新能源市場化交易體量接近7000億千瓦時，占全部新能源發電量的47%，部分大型發電企業新能源參與市場的比例已經超過50%。

新能源入市參與現貨交易，以時空價格信號全面反映新能源造成的電力時空供需不平衡關系，是提高新能源消納利用率和可持續發展空間的不二選擇，但新能源入市也面臨著項目收益下降、波動難預測、與其他機制缺乏銜接等諸多難題。

在由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主辦的第二屆(2024年)電力市場發展論壇的圓桌討論環節，來自電網企業、發電企業、交易機構、高校的與會嘉賓圍繞新能源入市難點熱點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提出市場設計要以擴大新能源消納為目標、釋放現貨價格信號、構建多元化價值體系市場機制等建議。

Q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規劃發展部副主任電力市場分會秘書長韓放：推動我國新能源大規模入市，需要著力解決哪些問題，省間和省內市場在促進新能源消納和入市方面都有哪些創新實踐?

A

國家電力調度控制中心副總工程師 王德林：新能源大規模入市，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新能源通過市場要實現更大范圍的消納、提升消納利用水平，這是市場本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二是如何保障新能源能夠獲取適當的收益，護航新能源長遠發展，僅依靠市場可能無法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配套出臺相關政策。

關于第一個問題，提高新能源消納水平，現貨市場能夠起到巨大作用，現貨市場峰谷價差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調節資源的價值，較大的峰谷價差會更有利于新能源進入市場。新能源之所以能夠進入市場消納，實際上是調節資源“讓”出了一部分的發電空間，“讓”得越多，新能源的消納就越多。通過加大峰谷價差，能夠讓調節資源得到適當的補償，這也是新能源在市場能夠更多消納的原因。目前，我國多數現貨市場的限價是0~1.5元/千瓦時，從調節資源來看，即便是比較貴的新型儲能，價差達到0.7元/千瓦時就能夠盈利。新能源大規模入市的前提是讓現貨市場盡快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這對促進新能源消納意義重大。

關于第二個問題，要讓新能源企業有一個穩定的收入預期，這其實不是只靠市場就能夠解決的問題，需要政府出臺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政府授權合約等方式。在過去新能源發展過程中，項目類型比較多，帶補貼的、不帶補貼的、平價的、扶貧的等，政府需要統籌考慮，實現平穩過渡。

我國省間市場的前身是富余可再生能源消納機制，最早所有交易標的都是新能源和水電，其設計初衷本身就是為了促進新能源消納，但現在又增加了其他的市場主體，包括火電、核電機組等，所有的市場主體都可以參與省間市場。省內市場現在主要是山東、山西、甘肅，有的已經正式運行，有的是連續結算試運行。優化省內中長期交易，原來提的要求主要面向火電機組，年度長協達到90%，但其實這些要求對新能源企業并不“友好”，因為針對新能源的長期負荷預測非常不準確。在山西市場，中長期交易包括年度、季度、月度，直到兩三天前的滾動交易，這樣可能更有利于新能源入市。在山東，新能源得到容量補償，風電按照高峰時段的平均出力作為有效容量，光伏按照全天的平均出力作為有效容量，未來新能源參與容量市場也能夠得到一定的收益。

Q

韓放：市場是我們解決新能源消納和生存問題的根本機制，但仍然需要一些場外的政策支持。綠電綠證交易機制是支撐新能源全面入市的必要條件。為了擴大綠電綠證交易規模，促進綠色消費，還有哪些重點工作要完成?

A

北京電力交易中心市場部主任 李竹：通過綠電綠證市場，新能源企業的環境價值得到了充分體現，更加有利于新能源參與電力市場。綠電綠證市場也滿足了用戶低碳轉型、綠色用能的需求，屬于發用多方共贏的機制品種。

綠電交易從2021年9月開展以來，截至今年5月，國網經營區域累計交易量已經達到1764億千瓦時，2024年前五個月交易電量達到934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55%。綠證交易2022年下半年起在交易平臺開展交易，截至2024年5月，交易量累計達到5899萬張，今年前五個月交易3390萬張，同比增長了30倍，持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下一步，我們還要開展四個方面的工作：

進一步激發需求。從需求側發力，現在的綠電綠證交易更多的是自愿性消費，下一步需要提供更多有實用價值的綠電綠證使用場景，比如逐步落實出口認證環節或者國內碳排放抵扣、能源消費總量抵扣等政策，進一步增強大家主動消費綠電的意識和需求。我們也要進一步落實可再生能源消納責任權重，推動所有的用戶公平地承擔轉型成本。

進一步完善交易機制，包括綠電綠證交易的組織和銜接，豐富綠電交易的組織頻度和窗口，為用戶提供更加靈活的交易機會。進一步優化跨省的綠電交易機制，尤其是促進東部綠電資源不足地區的用戶消費綠色電力。

進一步加強政策銜接，包括綠電綠證之間的政策銜接，綠電綠證和碳市場之間的政策銜接，以及和自愿碳減排市場(CCER)的銜接，促進環境價值的充分體現，同時避免環境價值的重復計算。

進一步加強國內國際標準建設，加強綠電綠證國際互認。目前，國際上對綠電的定義、種類、獲取方式都還缺乏全球有共識的通用標準。下一步，希望通過國際標準的建立，推動我國綠電綠證的國際互認。

Q

韓放：從發電企業的視角來看，新能源入市面臨哪些挑戰?從推動新能源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于政策和市場機制有哪些建議?

A

中國華電集團市場營銷部副主任 張東民：作為新能源發電企業，新能源入市面臨著“價”和“量”的挑戰。目前看來，入市以后新能源的消納量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價格有明顯的下降。新能源降價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換句話說，新能源的價格下降以后，讓出來的利去哪兒了?一方面讓利給用戶，另一方面新能源系統調節成本高，入市消納需要調峰調頻保障，因此讓利給調節資源提供者也是合理的。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平衡各類主體的利益，確保“誰服務、誰獲利，誰受益、誰承擔”，是政策制定時應該關注的重點。

新能源入市與其快速發展密不可分。2022年出臺的規劃目標，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年發電量要達到3.3萬億千瓦時，去年已達到3萬億千瓦時，預計今年會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標。但這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局部地區特定時段“電力供大于求”等。從新能源發電企業的角度來看，希望入市后電價降幅不要過大，以免影響到新能源的可持續發展。一個行業如果都賺錢是不正常的，如果有20%~30%賺錢是比較健康的，但要是都賠錢也是有問題的。因此，建議在市場規則制定時要保持“底線思維”。

新能源發展至今，已經成為拉動地方投資的重要支撐之一。有的地方一方面想降低電價拉動經濟，另一方面也擔心降價會影響新能源的投資和發展，并在其中尋找平衡。所以，新能源企業也要加深認識，在平衡的過程中找到自身的發展和支撐點，找到能夠長期健康發展的良好渠道。

Q

韓放：當前，電力市場正在不斷健全完善，交易品種更加豐富，交易頻次逐漸增加。新能源企業在現貨市場環境下生存需要具備哪些能力?現貨與中長期市場如何協同完善，從而更好地支撐新能源入市?

A

北京蘭木達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朱治中：新能源企業在新的市場環境下需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是做好“交易全周期發電預測”，以前新能源企業做的是短期功率預測和超短期功率預測，目的是滿足“兩個細則”考核的要求。在現貨市場的背景下，新能源企業需要對傳統的功率預測進行升級，以滿足現貨交易的需要;同時，短期和中期交易對應的新能源發電量預測模型也需要發展和優化，基礎來自于新能源場站自身的歷史數據積累、多源氣象預報數據的研究。總之，針對單一新能源場站的中長期市場和全市場新能源的電量預測模型，都需要花大力氣進行研究提升。

第二，不要把“交易”理解為一個名詞，這是一個動詞。新能源企業電量和電價預測必然存在偏差，知道偏差了需要怎么控制?只能是通過交易調整持倉來規避風險。所以，新能源企業一定要建立適應新能源高波動特性的高頻交易能力，時時刻刻針對小時與15分鐘顆粒度的電量進行合同倉位調整。但目前，行業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極其欠缺，大多數企業還在使用Excel進行交易，在一個人需要覆蓋五、六個場站的情況下，還想實現高頻交易是不現實的，這一問題不解決的話，新能源高頻交易與風險控制就無從談起。

第三，構筑資源整合能力。保障電量消納、經營增收的核心是資源整合，即通過打捆“新能源+火電”“新能源+水電”與“新能源+用電”，減少單獨預測新能源的難度，方便通過交易在多主體之間進行偏差調整，并抓住更多的交易機會，從而保證交易收益和電量消納。畢竟，在市場交易策略之外，新能源企業通過自身努力能做到的就是通過“新能源+其他”打捆形成資源整合能力。

當前，預測、交易和調節是新能源企業需要深耕的三大核心能力，但能力的發展必須以市場平臺的搭建為前提，當前市場的舞臺剛剛成形，還有很多有待優化的地方。

如果沒有高頻交易的舞臺，新能源企業能力再強也發揮不出來。因此，市場需要建立并完善以小時為單位的標準化能量塊，摒棄或減少“帶曲線的交易”。究其原因，每一類新能源企業的出力曲線都不一樣，強制要求所有企業“帶曲線交易”會大大地減少市場流動性，要把“帶曲線交易”變成單一時段或者少量時段的能量塊交易，以此提升中長期市場交易品種的流動性，通過激發充足的流動性來控制風險。

無論是政策研究者，還是市場從業者，很多人還是以計劃或原來物理交易的思維來開展中長期交易，對中長期市場的交易電量作出過多的人為限制，一旦出現偏差就要考核或者產生額外的費用。經過簡單估算，偏差考核或回收費用大概會減少新能源企業20%左右的收入。理想的情況應該是由現貨市場來真正決定發用電量，對中長期電量過多的限制要求應該取消。

現貨市場有上下限價格限制，中長期市場也有上下限價格限制，兩者的邏輯并沒有完全統一，這也會增加新能源的交易風險。例如火電企業可以去報“天花板價”或“地板價”，但新能源疊加了電量偏差的風險，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新能源企業是不敢“賭”的，所以市場的價格限制會限制新能源的交易能力。

最后，為了實現與現貨市場的銜接，中長期市場一定要擯棄火電市場和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如果電量預測不準，交易發不出來，表面上是控風險的壓艙石，實際上全部是套利行為。這種交易對穩價起不到相關作用。因此，需要設立適應新能源特性的中長期交易品種，真正根據新能源電量能夠相對準確預測的時長來確定市場周期。由于氣象精準預測能力大約是一周，所以以7天作為新能源的中長期交易周期也許比較合適。

Q

韓放：眾所周知，新能源入市是世界性難題，目前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通用方案。更早建立的國外市場對于新能源入市已經展開了一些有益探索。國外主要國家有哪些典型經驗可供我國借鑒?

A

東南大學電力經濟技術研究所所長 高賜威：“新能源”“入市”其實是兩件事情：要讓電力行業采用市場化的方式運行，需要遵循市場規律，按照市場方式對相關資源進行相應的配置。市場化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以來所做的完全正確的大事，電力行業正積極參與其中。

而大力發展“新能源”是重要的國家能源環境政策，國外發展新能源是從環境的角度出發的，市場化只是一種手段。所以，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碰到的問題其實是一樣的。新能源一開始成本很高，如果不是因為政策的原因，我們不會考慮發展新能源，因為經濟層面沒有競爭力。所以，最初發展新能源都需要政府出臺扶持政策，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國外都是如此。

例如德國和中國一開始采取固定價格收購，后來發現市場的關鍵是要有價格信號，如果用固定價格收購，就無法促使新能源廠商提高與市場相關的技術和預測能力，所以之后改為實施市場溢價補貼，即由市場決定新能源的價格，然后還可以拿到政府的額外補貼，通過這種方式促進新能源入市。對新能源企業而言，政府補貼是一塊相對固定的收入，但他們依然受到市場價格的影響，所以依然有動力提升自己的生產效率和改善自身的發電特性。

英國可再生能源差價合約(CfD)是市場上很好的避險工具，通過這種差價合約的方式給予新能源固定的補貼。后來發現如果給的是一個固定的價格，將導致價格鎖定，反映供需的市場價格對新能源企業來說起不到引導作用，需要有更好的方式促使新能源能夠感知到市場價格變化的影響。而美國采取的更多是可再生能源的配額制。

目前在中國，不管是綠電、綠證、配額制還是市場溢價補貼和差價合約，這些機制都屬于舶來品，但是在國內都有相關的應用或落地。比如，國內比較關注政府授權差價合約，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政府的保障性收購，二是以市場化的方式進行購售電。即便是采取保障性收購，新能源的收入也應該受到市場價格的影響，這樣市場價格仍然可以起到合理的引導作用。在實踐中，要是不參與到現貨市場，可能都不知道新能源價值有多低。山東、山西現貨市場在新能源出力高峰期出現持續的低電價甚至負電價，這種價格本身并無“過錯”，而且這恰恰真實反映出供需不匹配的情況。所以，個人建議采取市場溢價補貼的方式，即新能源的市場價格是最終到手價格的一部分，場外收入的部分需要基于其他原則來設計，可以是政府提出的目標價格和市場平均結算價格之間的差值。

未來，希望政府在出臺政策時盡量依托于市場機制，出臺具有導向性的政策。比如“新能源強制配儲”還有待優化，個人建議用市場的方式引導企業主動配置儲能，市場價格應反映供需，新能源場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主動配置儲能來提高新能源的可預測性，縮短轉移電力功率發出的時間，平滑出力曲線等，如此一來，系統的綜合運行效率也會大大提升。

Q

韓放：電力系統和新能源產業在參與國際合作方面，特別是“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中都有哪些潛力和機會?

A

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副院長 曹莉：近期，中東、北非地區特別是海灣國家在新能源產業合作方面表現出強烈意愿。該地區對清潔能源和電力技術的研發和應用需求特別大，發展空間也特別廣闊。很多國家風光儲量資源豐富，一些地方的太陽能發電成本接近全球最低，未來這些地方通過太陽能發電制氫具有很大的成本優勢。儲氫發電、特高壓輸電技術有利于電力的發展和輸出，如果海灣國家能夠朝著這個方向轉型，未來可以把他們富余的電力往北輸送到歐洲，或往南輸送到非洲其他國家。

目前，我國光伏企業往中東地區供應的主要還是光伏組件和材料，在提供集成解決方案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希望未來我國的電網和發電企業能夠“抱團”出海，形成一整套的解決方案“走出去”。

中國和海灣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融資合作前景良好。一些海灣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實力非常雄厚，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主權財富基金承擔著引領海灣國家能源轉型的重要任務。中國的中投公司不久前剛與海灣國家投資人設立了中海基金，沙特電力集團新能源公司是絲路基金的重要股東。總之，中東和北非地區有資源、有需求、有資金，中國有技術、有設備、也有資金，雙方在落實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推動能源轉型方面可以展開充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