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國家發改委正式印發了2020～2022年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和區域電網輸電價核定結果，標志著歷時一年零九個月的第二監管周期核價工作終于畫上句號，業內也流傳起“三年一核、一核兩年”的說法。如此漫長的核價期，對于監管雙方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回過頭來看，本輪核價時間拉得較長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在首輪核價推進執行后，我國電價監管自改革以來已在實踐層面收獲很多經驗，監管辦法需要據此修訂完善，監管手段也要設計得更具針對性，由此產生了一些新的機制與要求。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到理論的飛躍，這個“再創造”過程對于第二周期而言至關重要，因此也占用了大量時間。另一方面，與首個監管周期以“建機制”為主要目標存在的根本差異是，第二監管周期在完善機制基礎上，主要目標已經轉變為“嚴執行”，監管廣度和深度明顯超過之前水平。特別是近幾年政策性降價涉及的準許收入清算、今年二月以來階段性降價涉及的價格銜接等工作，賦予了“嚴執行”新的內涵，明顯提高了核價難度。

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背后，第二監管周期定價的意義已經不再局限于價格水平本身，機制上或改頭換面或堅持鞏固，各種變化已經成為必然中的偶然，各種不變也已成為偶然下的必然。

“變”的是核價機制以及參數，“不變”的是完善監管模式目標。

第二監管周期進一步完善了監管辦法，增加了包括成本分類監管、電網舉證等新機制，也修訂了成本費率、資本收益率等參數。這些變化背后，以成本加成定價為內核的“準許成本+合理收益”監管模式得到鞏固。經過兩輪核價,對于保持一定的電網收益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之認識，已經根深蒂固。但合理回報到底如何定義，仍很難兼顧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以及電網發展的差異化需要，這也是成本加成定價在我國應用的難題之一。“成本+收益”框架下，未來如果給定“收益范圍”而不是“收益水平”，搭配上事后清算機制，不僅可以激勵電網企業主動配合監管（如提高信息透明度等），還能解決上述定義難題。

“變”的是電網投資核定標準，“不變”的是提高投資效率要求。

第二監管周期的電網投資核定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個“預計新增單位電量固定資產”指標，將電網投資與新增電量牢牢地綁定到一起。很難說這個指標能夠代表電網投資效率的全部，但僅從企業投資的經濟效率角度看，確實易于理解、便于量化，在某種意義上起到倒逼電網謹慎投資決策的作用。近些年，除用電負荷增長外，清潔能源消納壓力加大、供電可靠性要求提高等，成為電力投資從電源側向電網側轉移的主要原因，量化電網投資效率也因此變得更加困難。類似于英國劃分“與負荷相關的投資”、“與負荷無關的投資”的監管經驗，將是未來進一步提高電網投資效率的重要參考。

“變”的是成本分類監管規則，“不變”的是成本精細化監管趨勢。

成本分類監管是將其他運營費區分為六類后實施的監管措施，是第二監管周期對輸配電成本監管的新規則。分類監管為電網企業規范成本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促使“看不清”的運維成本賬經歸類列示后更清晰簡明，更為合理壓降運維成本提供了一套頗具效率的工具。近年來，國際上多個國家的電網出現重大停電事故，與運行維護不到位脫不了干系，隨著我國越來越強調能源電力供應安全，壓降電網運維成本也將變成一個要做、但更要謹慎做的細致工作。因此可預見，未來的輸配電成本監管將從“壓降成本”向“配置成本”轉變，成本分類監管就是精細化監管趨勢下一次積極的嘗試。

“變”的是電網企業舉證責任，“不變”的是加強信息透明方向。

明確電網的“經營者義務”也是第二監管周期的重要變化，突出強調了電網企業在成本、資產、關聯交易等方面的資料提供與舉證責任。向監管方充分披露信息是合理定價的基礎，國際上輸配電監管制度趨于成熟的國家，都設計了完整的監管信息披露機制，例如英國RIIO框架下的信息質量激勵機制（IQI），就根據電網企業預測成本準確性給予效率激勵和收入獎懲。換句話說，“信息披露”同“信息透明”的內在含義存在著差別，前者強調動作、后者強調結果，披露只有多寡之分、透明才有優劣之別。未來以合理定價為導向鼓勵電網企業主動提高輸配電信息透明度，才可實現更完整的舉證責任。

我們對輸配電價改革的期望遠不止于此。對于電網企業而言，電價改革是生存發展之基；對于電力行業而言，電價改革是市場制度之核。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變”與“不變”都要以電改9號文為指引，滿足能源電力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本文刊載于《中國電力企業管理》（上旬刊），作者系國網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