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量預測

 

一直以來準確預測用電量就是業界的一個難題。專家們為此研究出了多種方法，但還沒有哪一種方法被業內廣泛認可。如果能夠把握國家宏觀形勢，認真分析研究宏觀政策變化，使用電量預測的數據與實際運行結果比較接近，應該算是幸事了。

 

筆者曾經在2009年初撰文預測：我國今后10年（2009~2018年）用電量將低速（用電量年均增幅低于GDP增幅）增長，年均增幅低于GDP增幅 1-2個百分點。文章發表在《中國電力企業管理》（2009）第6期。當2011年用電量增幅再次超過GDP增幅時，筆者于2013年初又在《中國能源報》撰文，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10年過去了，全社會用電量年均增幅6.6%，而GDP年均增幅7.9%，低于1.3個百分點，正好在筆者預測范圍之內。

 

那么，過去的10年全國用電量低速增長給我們的啟示是什么呢？

 

（來源：微信公眾號“電聯新媒”ID：gh_c550b6404510 作者：王改現）

 

啟示一

 

用電量低速增長是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穩中求進、穩中求變的結果。

 

用電量歷來被稱為經濟增長的“晴雨表”。當然，二者之間在特殊的年份有可能“脫鉤”，比如2018年用電量增幅再次高于GDP增幅。但從長期看改變不了用電量與經濟的正相關關系。過去10年用電量的低速增長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穩中求變、不斷發力的結果。

 

讀者都不會忘記，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央為了拉動經濟增長，首先想到的是鼓勵用電。1998年10月，國務院下發文件廢除了所有計劃用電、節約用電的文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由此，從中央到地方，鼓勵用電政策不斷出臺。隨之而來的是高耗能項目恢復的恢復、上馬的上馬，三高”（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產業迎來了黃金發展時期。但隨之而來的是環境壓力陡增，用電量快速增長。雖然1998年全國用電量增長不到3%，但到了1999年，用電量增幅已到了6%，2000年超過了10.98%，直到2007年，連續8年用電量大幅增長，高的年份增幅超過了14％。

 

慶幸的是上述政策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時并沒有再現。上項目首先考慮的是經濟環境壓力，是否具備可持續性，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以用電量的增加拉動GDP增長；將投資與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將金融政策、財稅政策的支持與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將淘汰“三高” 項目與建設高效能項目結合起來；將壓減小項目與上大項目捆綁起來。比如電力行業，將“上大”與“壓小”捆綁起來，不壓高耗能小機組，就別想建高效能大機組。這樣的政策在以前不曾有過。電力行業是如此，其它行業也是如此。

 

尤其是電價政策更能說明問題。相對于1998年前后，2008年以來用差別電價來抑制“三高”產業過快發展。因為高耗能產業一直是用電大戶，抑制其過快發展就能平衡用電量。國家連續出臺差別電價政策，即將產業分為鼓勵類、限制類和淘汰類而實行不同電價，而且不斷加碼。比如鋼鐵行業淘汰類由每千瓦時加價0.3元提高至每千瓦時加價0.5元；限制類繼續維持每千瓦時加價0.1元；未按期完成化解過剩產能實施方案中化解任務的鋼鐵企業電價參照淘汰類每千瓦時加價0.5元執行。差別電價對經濟結構調整至關重要，對抑制高耗能產業電力需求至關重要。可以說一直到今天，不管經濟形勢發生了什么變化，國家限制“三高一低”產業調控政策絲毫沒有放松。就在2018年國家還在進一步完善差別電價政策。這樣就逐步淘汰了落后產能，促進了經濟可持續發展。反映在用電上就是用電量增長隨著經濟減速而呈逐步放緩趨勢。過去的10年，我國年均用電量的增長是低于GDP增長的。如果再上推10年，即1999年至2008年，全國用電量年均增幅是高于GDP增幅的。這“一高一低”來之不易，告訴我們這是由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決定的。

 

啟示二

 

用電量低速增長說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優化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成就巨大。但不能否認的是，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三高產業過度發展，環境壓力大，資源消耗過多，社會用電量增幅過快等等。結果是投入多產出少。尤其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國家政策以鼓勵用電拉動經濟發展，其結果就出現了上述問題。

 

國家宏觀政策調控明顯變化始于2008年前后的金融危機，著眼點是可持續發展，不僅僅調控量，而是把量與質結合起來，將“上大”與“壓小”捆綁起來。而且將產業分類，提高淘汰類、限制類產業電價，該技改的技改，該淘汰的淘汰。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明確提出經濟發展要突出質量和效益，國家財政金融等政策不斷發力，各項措施陸續出臺，動真的、碰硬的，并進行嚴格考核。其結果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高新技術貢獻逐步提高，第三產業創造的GDP比重進一步增加。我國2013年第三產業創造的GDP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占比46.9%，2018年達到了52.2%。

 

這種變化反映在用電結構上，就是第二產業用電比重下降，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上升。讀者都知道，全社會用電分為四部分，即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生活用電。由于生活用電不直接產生價值，第一產業農業用電較少，而且比較穩定。第二產業主要是傳統工業，用電一直居高不下，但單位電能產值偏低。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不大，但單位電能產值高。經濟增長要實現高質量和高效益，必須不斷優化產業結構以提高第三產業的用電比重。通過近幾年的努力，經濟結構調整的確見到了成效。比如2017年全國第二產業用電量比重已經由2010年的74.7%下降到70.4%，而第三產業用電比重同期卻由10.7%提高到14%。不要小看這幾個百分點，足以說明我國經濟結構在不斷優化。因為同樣1千瓦時電用在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所創造的產值相差懸殊。2017年第二產業用電量44413億千瓦時，創造GDP334623億元，單位電能產值7.54元/千瓦時;第三產業用電量8814億千瓦時，卻創造GDP427032億元，單位電能產值48.4元/千瓦時。也就是說，同樣1千瓦時電用在第三產業上創造的產值是第二產業的6.5倍。產業結構的優化、用電機構的變化提高了電能的利用效率，同樣的消耗卻創造出了更多的產值。不比不知道，一比明白了。比如我國2009年、2014年、2017年用電量分別是36430億千瓦時、55233億千瓦時、63027億千瓦時，創造的GDP分別是335353億元、636463億元、827126億元，單位電能產值分別是9.2元/千瓦時、11.5元/千瓦時和13.1元/千瓦時。即2017年單位電能產值較2009年提高了3.9元/千瓦時。同樣的電量消耗產出卻大大提高了。這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經濟轉型升級取得的實實在在的成效。

 

啟示三

 

用電量低速增長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但要實現高質量和高效益發展任重道遠。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即追求高質量和高效益。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增速雖然放緩，但實際增量依然可觀；經濟增長更趨平穩，而且更為多元，國內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源；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單位GDP能耗下降。表現在用電上就是第二產業用電尤其是高耗能產業用電比重下降，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上升。2018年我國第二產業用電比重10年來首次降到70%以內；而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不斷增加，2018年達到15.8%。表現在產業結構上，就是第二產業所創造的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在下降，而第三產業的貢獻在GDP的份額在不斷增加。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貢獻的GDP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所占比重為46.9%。這個數據在2014年提高到48.2%，2015年超過了50%，2018年更是達到了52.2%。可以說，第三產業的貢獻已經穩穩坐上了國民經濟的“第一把交椅”。

 

不要小看我國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在GDP位置前后的變化，這在10年前是不能想象的。第三產業成為GDP的老大，這是產業不斷升級、結構不斷優化、高端裝備和高新技術產業快速增長的結果。但如果放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就會發現我們還有很大差距。一般西方國家第三產業比重都在70%左右，高的達到75%左右。與之相比較，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國內省區（市）之間發展也很不平衡，一些地方耗能產業、低端產業比重仍然較大。同樣的能耗但創造的GDP相差甚遠。我國2017年單位電能產值為13.1元/千瓦時，有不少省單位電能產值達不到這個平均值。比如河北省2017年用電量3441億千瓦時，貢獻的GDP為34016億元，單位電能產值不到10元。當年該省用電量位居全國第5位，而創造GDP位居全國第8位。即便我國GDP前5大（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省份，單位電能產值也有不小差距。廣東最高為15.05元/千瓦時，浙江最低12.35元/千瓦時。浙江單位電能產值沒有達到全國平均值。

 

這就告訴我們，近幾年雖然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成效，但要實現經濟高質量和高效益增長任重道遠。差距意味著潛力，不平衡就是提升的空間。在這一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此下，我國經濟增長將日趨平穩，單位GDP能耗進一步下降，預計今后1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仍將維持低速增長，年均用電量增幅略低于GDP增幅1-2個百分點。

 

 

 

原標題:謎一樣的用電量增速？我國過去十年用電量低速增長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