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經濟學家的作用是什么?答案之一是：重申常識。

高質量發展要求實現能源革命，完成產業轉型，挑戰在于：第一，我國仍處于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階段，必須直面以工業為重點的綠色發展現實，不能單純地依靠調整產業結構解決環境問題;第二，從來不存在既便宜又清潔還供應充足的能源，這就需要決策者在我國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偏好下做出權衡和抉擇，有舍有得;第三，如果全球對氣候變化問題嚴肅對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會給可再生能源行業帶來相對成本優勢的反轉，氣候變化問題很有可能成為化石能源的終結者。

事實1：中國仍是工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以工業為重點

在于上周五結束的2018上海能源創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史丹表示，以不變價格計算1978年以來我國三大產業增長對GDP的貢獻發現，工業增長的貢獻最大，“去掉價格因素后，服務業增長在GDP中的占比還不是特別大。”這意味著，“有人說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了，完全可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史丹表示，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基本上有兩個共識：第一，經濟發展失去工業支撐就失去了動力，所以德國有工業4.0，美國有再工業化，日本提倡綠色發展;第二，傳統的工業化模式不可持續，要實現綠色工業化或者低碳工業化。新型工業化與傳統工業化的最大的區別是發展理念的轉變。傳統的工業化是市場機制自由發展，以經濟價值、自我效用最大化為核心的選擇。綠色工業化是對這種觀念的修正和拋棄，要實現綠色發展，要對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關于能源轉型，中國的能源要跨越式發展，實現從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轉變。其中，油氣承擔過渡功能，過程越短越好。在生態環境、清潔發展和國家安全方面，安全永遠排在第一位。由于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健全，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促進轉型，舉個例子，如果完全按照市場選擇，很多人是不會選擇天然氣的，會回到燒煤的老路上。這個時候需要政策支持促進轉型。還有推動能源體制的革命，也是綠色發展和能源轉型的重要內容。現在很多人說技術也成熟了，經濟性也不錯，但是就是轉不了，很多就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體制改革滯后。

事實2：在能源補貼大量存在的前提下，中高收入群體沒有立場抱怨能源價格高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能源經濟系主任鄭新業強調，現代能源經濟體系建設，必須尊重國情和稟賦約束。我國的國情是工業比重高，經濟結構中高耗能產業多，同時人民收入水平較低，為高品質能源支付較高價格的意愿較低。這一現實要求繼續進行能源市場化改革，加強自然壟斷環節的監管，優化協調不同政策工具，減少因政策疊加和沖突造成的損失。由于存在既要供給充足、又要價格合理還要清潔環保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就需要決策者在我國的資源稟賦和發展偏好下做出權衡和抉擇，有舍有得。

在鄭新業看來，中國能源發展有10大事實不容忽視：

其一，能源供需總量不平衡，供給壓力大，盡管能源強度不斷下降但仍高于OECD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其二，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電源結構以火電為主，新能源發電及占全社會用電量比重不高，環境與碳排放壓力大。由于不同能源品種的交叉需求彈性不同，能源價格、基礎設施、環保政策和政府補貼等因素，都會影響能源品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

其三，政府、企業和居民都擔心能源價格的沖擊。我國電價存在交叉補貼，能源支出占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比重上升，但要區分不同能源價格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此外，能源價格波動的宏觀影響要具體分析，大量研究表明，國際油價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較小。同時，需要重新思考能源領域的“大宗商品”概念。能源產品與農產品有本質差異，稀缺性、產業組織、需求彈性以及外部性上都與農產品差異較大;

其四，不同人群用能存在差異且能源補貼規模巨大。按收入水平區分人均年用電量，高收入戶的現代能源如電力、管道燃氣等的消費量高于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的傳統能源如煤炭消費高于高收入戶。這意味著，對現代能源消費的補貼，更多的是補“富人”。同時，能源支出對不同人群的影響差異也較大，以水電燃料等支出占比來看，低收入人群由于燃料支出比重高，比高收入群體更易受到能源價格的影響，比如，水電燃氣的消費支出，在最困難群體中的占比高達9.51%，而在最高收入群體中僅占3.42%。可以跟能源消費支出對比的是在外出吃飯支出，最困難群體的外出吃飯支出比例只有4.67%，最高收入群體則有9.11%。這說明高收入人群在外吃飯多，低收入群體主要在家做飯吃。居民消費的電力、燃氣等能源都是享受了補貼之后的價格，中國的能源補貼規模很大，另外該征的稅沒征也叫補貼。因此，在談居民用能源價格時，其實中高收入人群是沒有立場抱怨的;

其五，我國的經濟是能耗堆砌型發展，轉型壓力大。制造業也是整個附加值的主要來源之一，高耗能行業能源需求占比超過一半，六大高耗能產業占我國二氧化碳直接排放的80%，中國制造的高耗能產品在全球產量中占比高。

其六，計劃體制壓制勞動生產率。發電小時數倒掛，高效率機組得不到合理的發電小時數，國外優質能源進不來。

其七，能源缺口擴大，數量風險和價格沖擊壓力大。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我們是能源出口國，出口創匯，那時希望的國際經濟秩序是能源產品漲價，發展到現在，我們是主要的能源進口國了，又希望能源價格降低。這個立場不能說有錯，但要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視野下考慮，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要有相對一致的能源價值觀。

其八，中國能源需求在全球比重不斷提高，已經超過20%了。與此同時，中國的能源對外投資穩步增長，能源貿易占全球比重提高。這意味著，中國的能源需求對世界的影響很大。同時意味著，他國的匯率、氣候變化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都和中國對外投資有著直接關系，必須在全球視野下制定能源政策和企業戰略。

其九，節能減排與發展權存在兩難選擇。我國的能源大省一般都是經濟較落后的省，不調控這些省問題解決不了，調控這些省的話，靠他們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差。這是決策層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如果全中國都是上海、浙江，問題早解決了，浙江、上海工業高附加值，漲一點電價沒有太多影響，中西部漲三五分電價很可能廠子就倒閉了。附加值程度不一樣，能源政策給各地帶來的沖擊也是不一樣的。

其十，能源領域市場體制與監管框架初步建立。表現為煤炭領域整體實現市場化但有計劃逆轉現象;電力市場化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品油市場化改革方向初步明確;天然氣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整體而言，能源領域市場化改革有成但存在問題。

事實3：要發展對經濟增長友好的碳管制，采取更務實的氣候戰略

氣候變化和我們的日常工作生活關系大嗎?昆山杜克大學環境項目主任張俊杰教授的回答是，稍遠，但氣候變化是能源工作長期的系統性風險。大家熟知的一句話是，石器時代的終結并非由于缺少石頭，當一種燃料退出舞臺，不是因為這種能源不可得，而是與成本有關。

“如果把中國煤電的二氧化碳排放折算成碳的社會成本，取一個中間值，”張俊杰說，“目前的度電價格要上漲0.31元，這意味著基本電價要翻番了。”由于碳排放的收益主要體現在當下，而損失體現在未來，這一折算方法的關鍵在于如何衡量未來的價值。

“如果全球對氣候變化問題嚴肅對待，化石燃料成本高企，也會給可再生能源行業帶來相對成本優勢的反轉。”張俊杰解釋說，“這種情形下，氣候變化問題很有可能成為化石能源的終結者。”

氣候變化國際治理領域有一個共識，即中國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取決于國際社會對于氣候治理的態度，國際氣候治理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兩國的互動。在這一背景下，由于特朗普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傷極美國經濟根本的擔憂，美國對《巴黎協定》的不感冒，不少聲音認為，中國應該填補美國缺席的氣候領袖的位置。張俊杰的看法是，務實更重要。

首先要看看美國的氣候領導力代表什么。首先是排放的領導力，如果從歷史累計的排放量來說，美國還是絕對的頭號排放國。第二，美國是國際氣候資金的主要貢獻者。如果美國撤出，美國此前要承擔的17%的全球氣候資金缺口，中國是不是要填上?第三，全球低碳專利有三分之一是美國企業申請的，中國如果承擔氣候變化的領導，是不是有能力有技術來當好這個領導。

美國兩黨由于政權更迭產生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波動，這對于美國討價還價拿到更好的條件是非常有利的。總統談完了，說國會不同意，得給更好的條件，這也是一種策略。中國的體制優勢是一錘定音，國際協議違約率特別低，這是優點。同時，如果對國際協議采取更加靈活的態度，也有利于中國獲得更好的利益。

對于中國應該采用何種氣候策略，總結一下有三點。

第一，中國氣候政策應該基于自身利益，不應該隨著美國政治的更迭而動搖。有關于氣候政策、氣候管制的協同效益，無論是環境協同效益還是經濟協同效益還是技術協同效益，并不需要特別強調，道理已經很清晰了。美國短期內返回巴黎協定希望渺茫，很多人希望特朗普落選，目前的情況是，特朗普現在的政策在美國其實還是有比較高的支持率的，他重新當選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即便是民主黨能重返白宮，也很難短期內回到奧巴馬的氣候政策，中國的氣候政策應該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

第二，現在經濟發展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這種情況下一定要發展對經濟增長友好的碳管制，用市場化手段。希望能夠配套財稅改革，一個增上來了另外一個就要減下去，企業總體宏觀稅負至少不變，但稅收結構改善了。

第三，國際合作。中國一定要以貿易為“矛”進行氣候變化合作，中國最大的競爭力就是產業和貿易，拋去了這個做氣候變化是很不值得的。歐美國家集團通過氣候變化希望能夠促進經貿。

另外“一帶一路”、“南南合作”主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防止中國的產業大規模轉移到“一帶一路”國家，我們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平臺把這些國家的碳管制標準和環境標準提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