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從具體執行來看，目前新電改似乎主要由地方政府來牽頭推進，現在看來存在一些問題。以省為基礎進行電力體制改革，主要成果通過交易電價大幅度下降，可能更傾向從地方自身利益、本地供需情況來考慮問題，希望把較低的電價轉移到當地實體經濟當中去，這與電力改革要打破省間壁壘的初衷可能背道而馳。不過，一旦電力供給緊張，或者煤價再大幅度上漲的話，地方政府會不會倒過來為市場化改革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因此需要由中央進行有效的頂層設計，電改必須能夠推進協調區域之間的能源資源流動和配置，在這些問題上，有必要對地方主導的改革進行強制約束。地方電力改革不能各行其是，甚至可能是綁架電改，讓改革碎片化，必須要與中央的電力改革原則和頂層設計的精神保持一致，將地方經濟發展納入整體改革的大盤子統籌考慮，才能實質性推動改革進程，并真正享受到改革紅利。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鄭新業：電改急需應對的一個挑戰，是對電網企業的監管問題。

 

改革文件對監管要求說得太死了，“準許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則，本質上就是成本價格定價法，這種監管方法有一個出了名的壞處：只要核定的收益率比企業融資成本高，企業就有動機去借錢擴充資產，這會導致電網企業的資產不斷膨脹，降低其運行效率。這種監管辦法還會遭遇“準許成本”不可監管性挑戰。

 

目前來看，電力監管面臨著沒有法源、沒有人力、沒有資金的窘境，實際上就是“黔之驢”，根本沒有辦法對被監管對象形成威懾力。尤其是在電力這種專業性極強的領域，行標就是國標，企業不遵守規則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將更多的激勵性監管措施引入電改、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擴充監管力量、培育第三方獨立評估機構，是未來落實“管住中間”原則不得不進行的工作。

 

建立對電網企業成本和投資監管的體制機制。首先，大力加強輸配電監管能力建設。其次，開展輸配電成本激勵性監管試點。由于電力生產或輸配企業與電力價格監管部門之間信息不對稱，電力成本核算和監審面臨重大挑戰。從國際經驗看，“成本加成”定價法下，電力企業容易產生上下游利益輸送等問題。我國地區間電網建設步伐不一致，對電網投資的需求也存在差異，先在具備條件的地區探索開展輸配電成本激勵性監管試點切實可行。

 

再次，探索建立電網投資“準生證”制度。電網輸配電價格監審屬于事前監管，有效資產、準許收入、準入收益依賴于對監管期內投資、電量的預測。也就是說，未來輸配電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前的投資決策。

 

第四，建立電網非輸配電資產剝離機制。在改革輸配電價形成機制的過程中，電網企業輸配電成本的界定標準逐漸明確，與輸配電不相關的電網資產需要從電網企業剝離。為此，要完善輸配電成本核算制度、嚴格輸配電成本監審制度，減少可能發生的“利益輸送”。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鄭世林：就電力體制改革看，各方達成共識的是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以眼下最熱的售電側放開為例，目前來看，最積極的莫過于發電企業，而這類企業之所以愿意進入，并非因其有競爭的動力，而在于其能夠實現發售一體化，從而既可以提高發電效率，又能固化市場份額。但是，發售的一體化在帶來局部的、個別市場主體的收益時，卻未必能夠提升系統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實際上，目前普遍所理解的售電側放開更像是一種簡單的利益再調整。從整個電力市場的效率和社會福利角度而言，恐怕難說是積極的改進。

 

由此可見，電力體制改革必須重視方法論，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未來進一步提升電網企業生產率，要在9號文的指導思想下，做到以下兩點：

 

一是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允許不同所有制企業進入。允許非國有經濟進入，有利于建立一個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競爭性電力市場，且倒逼電力國企實行改革。

 

二是在零售側引入競爭因素，減少售電中介，做到直接到戶，改善對居民的售電“到戶服務”(抄表到戶、核算到戶、收費到戶、服務到戶)，讓居民使用較低電價、享受較好電力服務。

 

強調清潔和高效發展 使市場化改革與“能源雙控”同向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鵬：為實現9號文件明確的既定改革任務，避免電力改革陷入泥潭，要求我們“跳出電力看電力”，實施“124”方案，具體講就是“堅定一個方向、把握兩個大局、抓住四個重點”。

 

一個方向，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定不移推動電力工業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兩個大局，一是電力改革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改革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是改革成效評價的根本標準;面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問題，2017年電力改革應善用政治經濟學思維，“放開兩頭”和“管住中間”雙管齊下，通過市場有效競爭，通過有力、有效約束輸配電成本，維持和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動能。二是電力改革服務于能源革命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局。面對能源革命的迫切要求和既定的國家能源戰略及“十三五”能源規劃，2017年電力改革應更加強調清潔和高效發展，通過完善和創新制度，使市場化改革與“能源雙控”同向，支持環保高效機組通過直接交易多發電，支持可再生能源通過科學調度交易多發電。不斷優化調整節奏，與上下游行業密切協同，積極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

 

四個重點，一是繼續深化改革實踐。尊重基層首創精神，豐富電力改革內涵，支持廣東、重慶、云南、貴州、蒙西等地改革縱深發展，協調推動京津冀電力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支持東北輔助服務專項試點務實探索，抓好100個左右新增配電業務專項試點落地，強化核定輸配電價的應用工作。二是加快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電力市場體系。各地區應根據電力資源、負荷特性、電網結構等因素，抓緊明確符合本地實際的電力市場分散式或集中式的具體模式，像抓中長期交易一樣抓現貨市場及輔助服務機制建設，銜接好規劃、投融資、建設、運營、退出等市場各環節;進一步明晰改革實操施工圖，給社會明確市場預期，早謀劃早落實。三是抓緊對重點省區開展電力改革成效評估工作。建立科學評價機制，對改革效果進行全面評估，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明確要求。電力改革成效評估應立足于肯定成績、指出問題、以評促建，確保各地落實中發9號文件和國家發展改革委批復方案不走偏、不拖延。四是做好重大問題研究工作。面對深化電力體制改革和“放管服”改革中暴露出的一些突出問題，深入一線調查研究，務實而非本本主義地提出對策建議。加快能源行政管理體制優化調整問題研究，謀求通過新一屆政府可能的機構改革來解決。

 

 

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能源系統分析研究中心研究員姜克雋：作為二次能源的電力，承接著一次能源消費結構轉型的重擔，而電力體制改革成為解困可再生能源消納難的希望所在。

 

破解可再生能源消納難，可以在電改中引入清潔電力機制，即在電力傳輸的中端借鑒國際通行的綠色電力調度，在末端對各省清潔電力消費實行配額制。綠色電力調度是一種國際化選擇，我們可以引入。在做電力采購的時候，將可再生能源定價為零或很低的價格，使其在競價排序的時候，始終排在前列，電力客戶最先使用的也都是可再生能源，之后才是其他能源，這就可以使可再生能源多發多用。

 

但在發電端，上網電價放開，意味著清潔能源要以低于自身成本的價格來與煤電競爭，促進清潔能源發展，補貼還得持續。應對清潔能源補貼缺口問題，有提高居民用電價格和對煤電征收碳稅兩種方式。其中，碳稅傳導機制可以有兩種，一是用征收的碳稅補貼可再生能源發電，預計千萬元碳稅即可解決現在的可再生能源補貼難題;二是改善現在的碳配額交易制度，實行一旦排放溫室氣體就征收碳稅，提升煤電企業發電成本，預計每度電成本增加3～5分錢，這樣可再生能源與煤電成本基本相當，增強了市場競爭力。

 

電力消費的最終趨勢是，煤電會主要擔任調峰的角色，但僅僅給予電量電價肯定不足以覆蓋其成本，可以按照國際通行的做法，給予煤電容量電價，讓煤電負擔的成本與社會其他產業成本達到一個平衡，從而實現能源安全與二氧化碳減排的雙重目標。

 

原標題:獨家 | 電改的進展與問題專家觀點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