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輸配電價定價辦法的學習和思考。自2015年新一輪電改啟動以來，輸配電價改革一直備受關注。

為進一步提升輸配電價核定的規范性、合理性，近日，國家發改委修訂了《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發改價格規〔2020〕101號，以下簡稱《辦法》），對省級電網輸配電價的遵循原則、計算方法、調整機制等進行了詳細規定。

（來源：微信公眾號“鄂電價格”ID:edianjiage 作者：鄂電價格）

關于本《辦法》，國家層面非常慎重，組織了大量專家學者研討論證，也通過公開途徑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體現了科學、嚴謹、務實的風格。

由衷贊嘆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這種嚴謹細致、專業穩健、務實改革的作風和精神。

《辦法》考慮非常周全，保持了定價機制的基本穩定，實現了輸配電價與現行銷售電價的有序銜接，有利于進一步推進電力體制改革，促進用戶公平負擔，穩定電價交叉補貼來源，保障電力普遍服務政策的落實。優點非常多，意義非常深遠。

但是，新的《辦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有些數據和規則的設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有待我們進一步學習、研究和領會。

一是《辦法》規定文件時效性5年，缺乏穩定性。

《辦法》第27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實施，有效期5年。”《辦法》第5條“監管周期為三年”規定，2020年-2022年為一個監管周期，2023-2025年為下一監管周期，兩個監管周期合計6年，也就說到2025年1月份，本《辦法》失效。筆者擔心，真到那一天，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將面臨無法可依，政府監管、企業成本管理和信息披露也無章可循。

經查閱《辦法》的征求意見稿，原來的規定是“有效期3年”，意思就是僅適用一個監管周期。

筆者以為，“3年”太短，政策朝令夕改，企業一時難以適應；這個“5年”也同樣值得思考。

或許，參與《辦法》制定的專家學者可能也覺得本《辦法》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不具備長期執行的基礎！所以暫定“5年”！

穩定性是制度的本質屬性，也是其價值基礎，因為任何制度都是通過設置一系列規則制約來實現管制的目的。作為公共規則，制度從建立到實現需要一個過程，也就是說制度的建立到真正發揮作用并形成一定的經濟社會秩序，必須依賴社會各界對該制度進行了解、學習、熟悉和適應。

正是基于制度的穩定性屬性，社會各界可以產生一定的預期，進而進行理性決策。相反，如果一項制度每隔3、5就頻繁修訂一次，則難言權威性、穩定性，社會各界和利益相關方也就不會對其產生信任。

如果是社會資本，期望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肯定希望政策維持穩定，畢竟電網投資不是一項立竿見影的短期項目。

我想，要大力推進增量配電網試點工作，《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首先就應該穩定社會資本的預期。否則，社會資本持觀望態度，想其積極參與，恐怕是一廂情愿。

電網企業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基礎性產業，其經營管理具有政策穩定性、發展可持續性，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社會資本參與電網投資建設和運營，都希望輸配電價機制具備“管長遠、保穩定”的特點，增加未來電力安全穩定供應預期。因此，建議結合改革需要和我國電網企業運營特點，在設定改革規章制度時盡量考慮周全，保持《辦法》的前瞻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二是《辦法》規定的定價參數全國“一刀切”，缺乏客觀性。

根據《辦法》第8條規定，“材料費、修理費和人工費三項合計按不高于監管周期新增輸配電固定資產原值的2%核定。”

簡單說就是《辦法》規定全國范圍內每個省級電網新增的材料費、修理費和人工費增長幅度上限完全一致，不得高于2%。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地理狀況、氣候條件、經濟發展水平、電源結構、電網發展程度都相差很大。材料費、修理費是維系電網設備健康水平和供電質量的保障性支出，費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設備故障率等客觀因素，受到高溫高濕、臺風頻次、設備重載以及首臺首套、新技術應用等因素影響。

核價時設定的費率上限過低（僅2%）且全國一樣的水平，將導致部分地區電網得不到合理成本保障，并導致設備運維狀況達不到規程要求，危及電網本質安全水平。

從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會計核算辦法和成本費用管理辦法來看，這兩家電網企業成本管理方面的規范性、嚴謹性和合規性在央企系統算得上首屈一指，成本壓降工作每年得到國資委、財政部高度肯定。正因為如此，兩家央企對成本費用管理的力度和措施，屢屢遭到基層地市縣級電力公司的抱怨，每年職代會都有基層職工代表提意見和建議——希望結合基層實際給予更多的材料費、修理費。

因此，建議輸配電定價參數設定不要“一刀切”，應充分考慮每個省的省情網情等不同特點，將新增材料費、修理費和人工費費率提高并控制在2.5%-4%（2.5%為原試行《辦法》規定的費率標準）之間，給予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一定的裕度，確保改革因地制宜、穩妥有序推進。

見諸報端比較普遍的“加州電力市場”只是美國電力市場的個別現象，美國在電力改革方面按照“一州一策”方式開展。美國有51個州，但是改革方面充分考慮到每個州經濟發展、資源稟賦等情況采取不同的策略，其中23個州經濟較發達，市場化改革比較充分，另外28個州經濟欠發達，還是按照發供輸配一體化的方式延續。美國的電力事業比我們早很多年，發展歷史更悠久，但是，在電力體制改革方面，他們步伐更穩重、更客觀，這一點值得我們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深入思考。

三是《辦法》規定的增量“其他運營費用”按照上一監管周期相應費率水平的70%核定缺乏依據，與實際脫節。

《辦法》第8條規定，“其他運營費用，按照不高于成本監審核定的上一監管周期電網企業費率水平的70%，同時不高于監管周期新增輸配電固定資產原值的2.5%核定。其中：電網經營企業費率水平為其他運營費用占輸配電固定資產原值的比重。”

上述規定，簡單解讀就是：如果成本監審核定的上一監管周期電網企業費率水平為1%，則新增運營費用費率不得高于0.7%。同理，下一監管周期新增運營費用在上述費率基礎上再打折扣（0.7折），如此循環計算，電網企業其他運營費用增量日漸壓減，總量持續控制在較低的額度。

有必要說明一下，《辦法》所規定的“其他運營費用”主要指電網企業辦公費、水電費、物業管理費、差旅費及電價政策宣傳費等，隨著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和電力精細化服務水平的提高，這些費用逐年增加。

從這個角度來看，電網企業應該感到慶幸——幸虧“有效期5年”，如果《辦法》“有效期”15年甚至更長，其他運營費用增量費率幾乎趨近為零0.7×0.7×0.7×0.7×0.7×0.7......

四是《辦法》規定電網企業固定資產轉資率75%，缺乏合理性。

《辦法》第8條規定，“預計新增投資計入固定資產比率，指預計新增輸配電固定資產投資額可計入當期預計新增輸配電固定資產原值的比率，原則上不超過上一監管周期新增投資計入固定資產比率，最高不得超過75%。”

還是簡單地說，假如電網企業2020年預計新增電網資產投資計劃是100億元，本《辦法》規定當年形成資產的最多就只能是75億元，據此計算并給予電網折舊費用等，另外25億元不形成資產（即使形成資產也不給折舊費用）。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4號——固定資產”第7條、第8條規定，“固定資產應當按照成本進行初始計量”，“外購固定資產的成本，包括購買價款、相關稅費、使固定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前所發生的可歸屬于該項資產的運輸費、裝卸費、安裝費和專業人員服務費等”，因此，電網投資計劃中除了增值稅作為進項稅抵扣外，其他部分均形成固定資產。而電網資產對應的增值稅稅率在2020年以后一般為13%左右，扣除增值稅進項稅后的轉資率一般為87%。

經查詢，在《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試行)》(發改價格[2016]2711號)中，也有規定，“首個監管周期，新增投資計入固定資產比率按不超過75%計算”。

如此看來，在計算新增投資計入固定資產比率數據方面，2020年《辦法》還是沿用了2016年的試行辦法有關規定。

可是，又有新的疑問，2016年當年增值稅稅率是17%，而經過2018、2019年連續兩次調整后，2020年的增值稅稅率只有13%，也就是，購進電網資產時計入固定資產原值的金額原來需要扣減17%的增值稅金額，現在調減至只需要扣減13%的金額，其中4%的差額部分的價值是要增加到固定資產原值上去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新的《辦法》依然還是沿用2016年的75%的轉固比率。

說到固定資產方面，就想到成本監審。同樣是作為固定資產的“房屋、建筑物”，在天然氣管道運輸企業行業的成本監審辦法中，定價折舊年限為30年，而在輸配電成本監審辦法中，則將“房屋、建筑物”區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其中“非生產性房屋、建筑物”定價折舊年限為50年。

為什么電網企業“非生產性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比其他行業足足長20年？！可能還是為了實現降成本目的需要。因為固定資產折舊年限越長，每年分攤計入定價成本的折舊費用就越少（累計折舊費用不變）。

綜上，關于全面推進輸配電價改革工作，有四點學習思考：

一是減政放權。考慮到政策的穩定性和電網可持續發展特點及省情網情不同，建議國家層面僅出臺原則性的輸配電價定價辦法，不應作太細致的數據界定。各省根據省情網情，在國家定價辦法的框架下出臺《省級電網輸配電價定價辦法》（實施細則），既有利于穩定預期，又能結合各省實際情況合理核定電網生產運營成本，為提高各省電網本質安全水平提供保障。

《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令第8號）第5條規定，“制定價格應當遵循公平、公開、公正和效率的原則”。《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令第8號）第22條規定，核定定價成本應當遵循“合理性”原則，即“計入定價成本的費用應當反映生產經營活動正常需要，并按照合理方法和合理標準核算；影響定價成本水平的主要技術、經濟指標應當符合行業標準或者公允水平”。

筆者建議，國家發改委只需堅持抓住《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這個核心，充分放權，各省以《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為準繩制定具體實施細則，完全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科學合理。輸配電價改革“厘清電網成本”，是要在確保電網生產運營基礎上合理核定，重在建立科學合理的定價機制，而不是隨機設定一個比率計算，規則的科學合理和政策的導向非常重要。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都是國有大型企業，他們的責任就是提供清潔能源、維護電網安全、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在實際業務上，兩大電網還要接受國資委、財政部、稅務總局等國家部委監管，因此建議《辦法》有關規定既要與電網安全生產和保穩定相銜接，也要與《電力法》、《企業會計準則》、《稅法》等政策法規相銜接，便于電網企業統一執行。

為了達到降成本的目的，把折舊年限為30年的“房屋和建筑物”人為延長至50年，電價定價成本是節約一些，可實際上并不客觀，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采取人為調整輸配電價定價參數的方式去實現降電價的手段不一定是最佳選項——如果是因為輸配電成本不足導致電網發生安全事故，責任可能就是不合理的定價參數導致的！

其實，降成本歷來也都是電網企業的責任和義務。

一般工商業電價2018年、2019年連續兩次降低10%，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不可能實現。但是，在國家發改委統籌部署下，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完全落實到位。

2020年為打贏新冠肺炎戰疫勝利、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國家電網公司主動減免工商企業電費489億元。這489億元并未履行成本監審和電價調整等程序，純粹是電網企業按照用戶應收電費打95折的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財務處理方式，并非政策。

三是實事求是。國家電網是原電力部改制而來，沿襲了原電力部的電力能源管理體系、經驗和理念，也是共和國的長子，始終踐行“人民電業為人民”的宗旨，這和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電力工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發電能力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電源結構持續優化，電網規模穩步發展、電壓等級不斷提升，電力供應進入高可靠性水平階段，電價水平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最低的。比較來看，我們以最大的電力投入、最安全的供電能力、最優質的服務和最低的電價為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強的電力保障。在長期的改革實踐和探索中，我們形成了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國家電網統一建設運營、統一指揮調度的制度體系，這是一個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有權威、有能力、有組織、有人負責的電力管理體制。這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大災大難等關鍵時刻，無論是汶川地震、新冠肺炎還是脫貧攻堅，無論是降成本還是加大電力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兩大電網企業和發電企業一道，始終做到了一聲號令、沖鋒在前、責任擔當、無私奉獻，有力地發揮了國有企業“六個力量”重要作用。

輸配電價改革這項工作也不例外。改革是為了更好地發展電力事業、壯大國企，我相信，這個方面電網企業和國家發改委的認知是一致的，因此，作為監管機構應當相信包括電網企業在內的電力行業，改革必須依靠電網企業，尊重客觀實際，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充分與電網企業溝通一致，而不是背靠背地照搬照套國外經驗和做法，“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鞋的人知道”，我們的制度優勢應當繼續發揮。

四是以史為鑒。2015年，由復旦大學牽頭的健康領域社會風險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發布的一篇調查報告指出，疾控投入方面，雖然我國政府財政投入顯著增加，但疾控工作長效保障機制尚未形成，政府投入距全額投入標準仍有31.1%的缺口，機構開展有償服務現象仍然存在。

原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呼吁：“這次新冠疫情應該是給我們各級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課，我們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為戒，加大公共衛生與防疫基礎設施、運營體系、專業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時間里，從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億-3000億元把整個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的短板給補上，善莫大焉。”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神州大地，暴露出我們在重大安全事故防范措施、醫療體制改革等方面存在較大短板，導致本可抑制的疫情在全國蔓延，帶來非常大的經濟損失。通過此次抗擊新冠疫情的經歷，我們應當在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上進行反思，改革要科學，政策要實際，專業要尊重，基礎要夯實，短板要補齊，發展要持續。只有這樣，當危機來臨之際，才能發揮強大的體制優勢、物資基礎、經濟基礎和管理經驗，采取及時、透明、科學、有效的應對策略，把社會損失控制到最小。

輸配電價改革可不能步醫療體制改革的后塵啊！！！

電力企業作為基礎性產業，關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關乎千家萬戶百姓生活，改革必須立足本國的實際，服務本國的人民，本著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走科學客觀、可持續發展的電改道路，推動電力工業的安全、清潔、高效、可持續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貢獻力量。

原標題:探索：關于輸配電價定價辦法的學習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