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業電價高是定價機制不順的典型體現

2018-05-10 10:35:19 大云網　點擊量：評論 (0)

一個國家電價的高低很大因素是由資源稟賦來決定的。我國一次能源稟賦并不是太好，美國到場煤價5000大卡長期穩定在40美元噸左右也(300元噸

一個國家電價的高低很大因素是由資源稟賦來決定的。我國一次能源稟賦并不是太好，美國到場煤價5000大卡長期穩定在40美元/噸左右也(300元/噸左右)，而我國煤價是長期高于這個價格，2017年因去產能達到了近700元/噸。

根據國際能源署2016年8月發布統計資料和部分亞洲國家電價資料，2015年，我國居民電價在31個國家中居于倒數第3位，僅高于墨西哥和馬來西亞;但是工業電價居于第16位，大體處于中間的位置。我國電價總體處于國際中等偏下水平，平均電價與美國接近，但是工業電價至少高出美國50%。

電價要反映電壓等級和負荷特性，負荷特性反映用戶的用電行為和對系統設備的使用效率。居民用戶負荷率低、供電電壓最低，輸送距離最長，因而其供電成本在各類用戶中最高，從而電價水平應最高。而工商業用戶負荷率高和供電電壓等級高，輸送距離短，供電成本低于系統平均水平，從而其電價水平理應較低。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工商業電價均大幅低于居民電價。例如，2015年美國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2倍和工業電價的1.9倍;OECD國家的居民電價約為商業電價的1.1倍和工業電價的1.5倍。而我國居民電價卻長期低于工業電價，據張滿英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全國平均銷售電價的水平是每千瓦時0.65元，其中居民電價0.55元，農業電價0.48元，大工業電價0.64元，一般工商業電價0.80元。

我國工商業電價由上網電價(燃煤標桿電價)、輸配電價、輸配電損耗和政府性基金四部分構成，主要有五方面因素導致了這種電價信號的扭曲。

其一，容量電費和分時電價在執行中反而大幅增加了工商業電價成本。設置容量電費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發電和電網資產的利用效率，促進企業合理用電。但是，大部分企業申請用電時習慣性按最大用電負荷配置變壓器容量，當企業實際生產需求與變壓器配置容量不匹配時，負荷率水平較低直接造成容量電費過高，最終體現在企業單位用電成本高。除了容量電費外，分時電價政策是導致工商業電價成本高的另一個原因。當前的分時電價政策基本是一刀切，絕大多數企業不僅不能利用分時電價政策降低用電成本，反而拉高了用電成本，反而是一些高能耗如水泥企業在避峰生產，降低了用電成本。

其二，交叉補貼直接推高了工商業電價。政府出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保證民生等方面考慮，對部分種類用戶實行優惠電價，如居民、農業、重要公用事業和公益性服務等。在電網企業電費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優惠電價部分由一般工商業電價和大工業電價彌補。這種存在電價類別之間的交叉補貼帶有典型的區域性，越是老少邊窮地區和工商業落后地區，其工商業電價負擔的交叉補貼就越重。這種交叉補貼不僅僅存在于電價類別之間，還存在于地區之間，如廣東省的粵西、粵北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經濟實力差距巨大，同類型電力用戶，在廣東不同地區用電價格是不一樣的。

其三，基金附加和稅金加重了工商業電價負擔。基于國家重大戰略工程建設需要，我國電力長期以來承擔了商品之外的許多功能。目前，電價附加中有四種在全國范圍內征收的政府性基金——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0.7分)、水庫移民后期扶持資金(0.83分)、農網還貸基金(2分)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1.5分)，總計5.03分。各地還有地方性的基金，如四川省電價里有一項0.05 分的小型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其四，電力運行效率性因素增加了工商業電價成本。工商業電價中有一部分是輸配電價和輸配電損耗。雖然，我國在2017年完成了對32個省級電網輸配電價核定工作，核定并公布了華北、華東、華中、東北、西北區域電網輸電價格，跨省跨區輸電價格也正在核定之中。獨立的輸配電價從無到有，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但由于缺乏專用的管制會計準則，現有的輸配電價并沒有厘清電力運行的真實成本，電力運行的低效往往以成本方式轉移到工商業電價上。例如，有的輸電通道常年實際運行負荷不到設計容量的一半，“三棄”問題仍持續困擾電力發展，這類系統運行中的低效甚至負效最終還得由電力用戶來買單。

其五，電價雙軌制使得工商業電價喪失市場紅利。2015年3月，中發9號文啟動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以來，我國電力市場化交易機制初步建成，市場化交易電量快速增長，2017年國家電網公司區域市場化交易電量達到12095億千瓦時，占總售電量的31.2%，通過電力直接交易降低客戶用電成本295億元，平均降低電價3.3分/千瓦時;南方電網經營區域內，四省區市場化交易電量2680億千瓦時，占總售電量的30.1%，累計為用戶側減少電費支出217億元，平均降價8.5分/千瓦時。各省市電力市場化程度不一，一般工商業用戶參與電力市場化交易也程度不一。即使是電力市場化開放程度最高的青海，最先獲得市場紅利的也是大工業用戶。在電力市場化開放程度較低的京津唐、上海、浙江等省市，一般工商業用戶仍然完全被排除在電力市場化交易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