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規一出，立即有北海道、關西、四國和北九州四家電力公司申請重啟五座核電廠，但是，日本社會對核電廠重新運轉的意見分歧依然很大，正反兩派各執一詞，難達共識。對此，彭博社于15日發表社論認為，核電曾在海嘯發生之前為日本提供大量電力，應當重新成為該國能源結構中的一部份，不過，重啟核電并不簡單，日本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文章認為，在將于21日舉行的日本國會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率領的執政聯盟預計還將贏得多數席位，繼續執政，這對主張“棄核”的日本民眾而言，或許并不是個好消息。自2011年福島核事故以來，日本境內的核電站基本處于關停狀態，迄今為止，工程師們也仍在為控制放射性污水滲入地下進行著努力，因此，文章稱，近半日本民眾依然不希望這些核設施獲得重啟。

　　然而，文章稱，在事故發生之前，核電為日本全國提供了近30%的電力供應，核電仍是可靠、安全和氣候友好型的發電方式，應當繼續成為該國能源結構中的一部份。與確保核電安全相比，日本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如何瓦解“核村莊（nuclear village）”——為求國家原子能發展不惜犧牲民眾安全的業內和政府規范者、國內媒體和政治人物——對國家的影響。文章稱，在事故發生數月之后，50多個前政府官員甚至還在為福島核電站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工作，全然不顧核泄漏的危害有多大。

　　2012年9月，日本政府為此踏出第一步，成立原子能規制委員會（the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并使其獨立于經濟產業省運作，統一負責日本核能安全監管工作。同時，委員會被賦予更高的獨立性，也有著更為嚴格的人事調動規定——一旦進入委員會工作，就不能再回歸經濟產業省任職。

　　日前，該委員會在針對福井縣敦賀核電站進行調查時指出，敦賀核電站2號機正下方的斷層屬于活斷層，因此，2號機重新運轉將極為困難，核電廠廢爐的可能性非常高，其所屬的日本原子能發電公司或將因此背負巨額的報廢費用。

　　文章認為，這對該公司而言是個重創，但是，即便如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最好也不要插手，以免對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的獨立性造成不良影響。相反，正如美國科學家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在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中建議的那樣，安倍應當進一步擴大委員會的規模。畢竟，雖然負責監管的核反應堆數量已經接近美國總數的一半，該委員會下屬的人員卻僅有美國核管理委員會（the 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的八分之一左右。

　　文章稱，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設立的新安全標準已經足夠高，一些核設施或將需要數年才能適應，但在規模擴大的同時，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還應招募更多獨立于“核村莊”的專業人士，盡早實現“技術獨立”。為此，委員會應在短期內最大限度地提高機構透明度，并對挺身揭發違規現象的員工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

　　文章認為，重啟核反應堆的需求來自日本當前巨大的經濟壓力，而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年度中，日本9家擁有核電廠的電力公司亦合計錄得虧損1兆5900億日圓（約160億美元），同時，持續走弱的日元也讓本已增量的化石燃料進口愈加昂貴。

　　文章稱，由于相關投入不到其經濟刺激計劃總額的五十分之一，安倍已經錯過了一次提振能源效應的機會。數據顯示，日本目前在能源效應方面位居世界第四，僅次于英國、德國和意大利，但在太陽能發電量上，日本的全球排名出現了明顯下滑：2005年底，日本累計安裝使用太陽能發電量占據世界市場的近半比重，可到了2012年，日本的新裝太陽能容量已經跌到世界第五，位居德國、意大利、中國和美國之后。因此，增加能源效應、太陽能及其它可再生能源發電方面的投入十分必要，這些領域的發展將為日本穩妥安全地重啟核電創造更多的時間。

　　文章認為，雖然公眾對于核電的抵觸情緒依然高漲，但是針對性的抗議活動卻較去年有所減少，而且，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中，這個問題的影響也將十分有限。不過，文章指出，在勸服公眾反核情緒的過程中，日本政客也付出了相當代價。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日本問題專家理查 薩穆埃爾（Richard Samuels）所說，福島核危機放大了日本國內一些社會問題和政治變化，在那之后，日本人對國內政經建制變得不再那么寬容：地方政府對東京愈發不信任，對中央政府的法令漸生質疑；民眾對于政府也愈發不信服，在核危害方面自發求索的意愿和能力越來越強，對官商之間的暗地交易也愈發不能容忍。

　　文章稱，這些因為核事故而衍生的變化也為日本帶來了希望，或許將讓該國在未來免受核事故危害。公眾壓力對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而言是有益的：在公眾的監督下，委員會在推動核反應堆重新安全運作的同時，也能享有足夠的監管自由和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