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國實體經濟用能量巨大,用能成本相對較高,其中用電成本占據大頭。我國的電力市場存在交叉補貼的現象,工商業電價要高于居民電價。不少政府部門簡單地認為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就是降電價,將工作重點放在發電端、電網側,忽略了引導企業內部降成本的途徑,盡管降電價等政策和手段頻出,部分企業不合理用電產生的高額電費等問題依然凸顯。

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推動更大規模減稅、更明顯降費,有效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促進新動能加快發展壯大”。可以看出,2019年的經濟工作,一大側重點就是在微觀層面上降低企業的各類運營成本。

經過幾年努力,我國在“降成本”上已初見成效,企業在稅費、融資、勞動力、用能用地、物流等方面的成本壓力均有減輕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一降”就是降成本。在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基礎上,為進一步推進企業降成本,2017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聯合頒布了《關于做好2017年降成本重點工作的通知》,提出了8個方面、25項降成本重點工作。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2018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繼續抓好‘三去一降一補’,大力簡政減稅減費,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提升經濟發展質量。”2018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又聯合頒布了《關于做好2018年降成本重點工作的通知》,明確了2018年降成本的9個方面30項任務,并強調2018年降成本工作要更加注重中長期目標確立和長效機制建設,把降成本與產業轉型升級、提升持續發展能力結合起來,以提高實體經濟供給體系質量為重點。根據上述文件要求,各部委也相繼出臺了各個領域的降成本政策。

經過幾年努力,中央層面已逐步建立起覆蓋各個成本領域的降成本政策體系。地方政府在統一貫徹落實中央相關降成本政策的同時,也基于地方實際制定了本地區的降成本政策文件,出臺了細化的降成本政策措施。隨著降成本政策作用的有效發揮,企業稅費、融資、勞動力、用能用地、物流等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

企業稅費負擔明顯減輕。據統計,營改增改革到2017年累計減稅超過2萬億元,再加上其他稅收優惠政策和降費政策,共減輕市場主體負擔3萬多億元。同時,壓減政府性基金項目30%,削減中央政府層面設立的涉企收費項目60%以上。2018年以來,國務院已召開36次常務會議,其中有27次會議提及減稅降費內容。通過增值稅降低稅率等優惠政策,全年估計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通過進一步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措施,全年為市場主體減輕非稅負擔3000多億元。當前,無論是與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和新興市場國家比較,我國33%左右的宏觀稅負均處于較低水平,降低宏觀稅負已取得有效進展。

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續降低。五年來,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44%,非行政許可審批徹底終結,中央政府層面核準的企業投資項目減少90%,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壓減74%,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大幅減少。同時,中央政府定價項目縮減80%,地方政府定價項目縮減50%以上。企業開辦時間縮短三分之一以上。各級政府推行“互聯網+政務服務”,實施一站式服務等舉措,企業營商環境持續改善。

物流成本有所回落。據統計,2017年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4.6%,比上年下降0.3%。每萬元GDP所消耗的社會物流總費用為1460元,比上年下降2.0%。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率進入連續回落階段。

融資、勞動力、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漲壓力有效緩解。據統計,企業融資成本從2015年到2016年有明顯下降,但2017年又略有上升。企業平均工資2016年較2015年上升后,2017年又出現小幅下降。2015年到2017年,企業用電支出整體出現下降趨勢,而大中小型企業用地及房租總支出呈現全面上漲。考慮到影響融資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的外部因素較多,降成本政策的效果不明顯。但通過延續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政策,以及降低融資、用能用地成本等方面的政策實施,各類企業的人工、融資、用能用地成本的上漲壓力得到了有效緩解。

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降成本的政策空間和邊際效應都在遞減,因此,必須找準當前降成本的核心困難,重點發力、精準施策

現階段,降成本政策空間在逐步縮小,政策的邊際效應也在遞減。加上人工成本、環境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趨勢,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要素市場化等改革滯后等因素影響,未來通過進一步政策措施降成本的難度在加大。

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仍然偏高。我國實體經濟用能量巨大,用能成本相對較高,其中用電成本占據大頭。我國的電力市場存在交叉補貼的現象,工商業電價要高于居民電價。不少政府部門簡單地認為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就是降電價,將工作重點放在發電端、電網側,忽略了引導企業內部降成本的途徑,盡管降電價等政策和手段頻出,部分企業不合理用電產生的高額電費等問題依然凸顯。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處于不良競爭泛濫和政府補貼嚴重失衡的行業環境之下,使得物流企業數量大、規模小,難以形成規模效應來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務質量,同時各物流單位的市場分割常常導致商品貨物的單向運輸,極大提高了物流運輸成本。當前,我國借助高速公路收費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籌措,使不少地方政府嚴重依賴路橋費用的收繳,導致高速公路運輸成本居高不下,很多依靠陸上交通運輸的企業,越來越難承受高昂的運輸成本。

勞動力成本顯著上升。隨著老齡化程度加劇,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數量規模逐漸減小,勞動力絕對數量已經開始下降。與此同時,我國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行業還處在初級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仍占主導地位,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依然龐大。從整體上看,消費價格呈現逐步上升趨勢,居民生活成本逐年上升。為滿足勞動力基本生活需求,各類企業的人工成本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以山東省為例,2013年每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380元、1220元、1080元,到2018年,每月最低工資標準已調整到1910元、1730元、1550元,上漲幅度約40%。

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目前,我國企業整體融資成本明顯偏高。首先,中國融資市場的資本錯配,已成為限制中小企業獲得融資渠道的主要因素,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難以適應我國實體經濟結構優化的實際需求。其次,一些金融機構將大量資本以不合理的方式,投向房地產等非實體經濟活動中,已經成為實體經濟杠桿率持續攀升、資源配置效率持續扭曲的重要原因。

市場主體“稅感”仍然強烈。盡管降低宏觀稅負成效明顯,但企業的“稅感”仍然強烈。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減稅降費“一定要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針對的就是“稅感”強烈問題。這種強烈的“稅感”,并非出在總量上,而是出在結構上,即宏觀稅負結構失衡。市場主體中,廣大中小企業的“稅感”最為強烈。這是由于,中小企業在降低交易成本、稅負轉嫁、運用稅收優惠政策等方面的能力均較低,稅負大多沉淀在企業內部。同時,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自動調節功能和稅制彈性均較弱,而費的屬性決定了其開征容易、取消難,并且很大一部分是定額征收,具有剛性。在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利潤或收入普遍下降,而稅費降低有限,這些經濟主體對“稅費負擔重”的感覺必然強烈。

新形勢下進一步降成本,需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上下功夫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這為我們針對上述問題,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提供了解決思路:

深化能源價格機制改革,完善道路收費機制。“八字方針”中的“鞏固”,就是“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要推動電力體制改革,促使電力用戶和發電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直接交易;優化針對道路通行的收費管理工作,對于違背制度的收費活動進行有效控制;增加物流領域的基建開支,加速構建連通多個關鍵區域的物流通道。

優化經商環境,進一步簡政放權。“八字方針”中的“增強”,就是“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要推進系統性改革工作,積極協調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當前,很多地方還存在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尤其是涉及企業成本的行政審批等方面,缺乏有效改進,不合理收費等問題也未能得到徹底清理。因此,要加速負面清單式管理,通過多方面的協調推進,形成良好的改革合力,實現放管之間的綜合有效調節;要加速進行各種政府規制的改革,將更多的強化規制轉變為放松式規制和激勵性規制。

提升高端制造業價值鏈,健全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八字方針”中的“提升”,重點就在于“提升產業鏈水平,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從根本上講,降低勞動力成本,就要擺脫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度依賴。因此,在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中,要持續培育新一代制造業企業,針對傳統企業開展配套改造和升級工作。要大力實施“中國制造2025”戰略,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改革,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培育和推動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大發展,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同時,要深化用工制度改革,建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運行機制。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八字方針”中的“暢通”,就是“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首先,調整銀行體系的盈利方案,使金融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解決變相高息攬儲等違規競爭活動,強化針對影子銀行、同業以及理財業務等問題的管理,解決非必需的資金“通道”以及“過橋”等問題,控制金融體系的成本過度上漲。其次,縮減整體的融資鏈條,解決各方面的違規收費問題,提升整體貸款的審批以及發放等工作的效率。致力于擴展股票以及債券產業體系,同時開展市場化改革工作,為企業提供更為完善的融資渠道,使得利率參數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場中的實際供求關系現狀。進一步推進股票發行注冊體系的改革工作,依靠股權融資模式來滿足不斷增長的融資需求,降低企業整體的負債率。

積極降低稅率,減輕企業“稅感”。首先,增大結構性減稅的投入幅度。依靠財稅架構的系統改革,尤其是增值稅領域的改革工作,有效控制企業稅負壓力。推廣示范區的稅收改進策略,探索對于處于種子期以及初創期的創新企業提供扶持的稅收優惠方針。其次,優化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增強稅制的自動穩定功能和稅制的彈性,使得稅負可以隨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下降自動且較大幅度地降低。再次,優化稅費結構,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治理亂收費、清理涉企收費、清費立稅等途徑,降低費的比重,提高稅的比重。同時,如果市場主體的稅收負擔較重,但能夠少支出,也就不會產生強烈的“稅感”。因此,政府應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在民生領域基本公共服務支出的比重,提高對市場主體稅負“返還”的程度。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