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本產業升級放緩，帶動東亞其他國家產業升級的領頭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整個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相對停滯，產生升級步伐緩慢，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美國差距拉大。以技術貿易為例，1993年，美國出口額達204億美元，是最大的技術貿易出口國，日本雖然處第二位，出口額卻只有39億美元;而日本的技術貿易進口額為72億美元，居第一位。

日本技術貿易出口額超過進口額的產業部門主要是電子機械行業。(注：《走向21世紀的西方大國經濟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日本信息產業發展水平，不僅落后于美國，一些領域甚至趕不上其他東亞國家。韓國部分移動通訊技術領先日本。在信息基礎設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聯網普及率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訊白皮書》。)

日本國民互聯網利用率相對較低，全國47個都、道、府、縣，包括城市在內，利用率沒有一個超過50%，最高的東京及周圍也只有46.9%，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北海道為28.8%。(注：人民網—市場報網絡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約有70萬個家庭有寬帶接入，而韓國有500萬戶，超過其用戶總數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個教室都通了互聯網，而日本計劃2003年實現這個目標。(注：《曼谷郵報》，2001年6月20日文章：《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術落后》。)

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東亞國家的直接投資與進口東亞國家產品的增長都較20世紀80年代放緩，帶動東亞國家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能力減弱。日本占東南亞六個主要貿易國家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的進口份額，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這六個國家對日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率從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東盟吸收對外直接投資額的5.4%，落后于歐盟和美國。(注：東盟秘書長2000年10月25日在東京的演講：《投資東盟要考慮的新因素》。)

目前，日本仍沒有走出經濟停滯和衰退的泥潭，國內經濟改革步履維艱，今后兩年經濟增長前景仍然黯淡。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變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仍然具有強大的實用技術開發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但由于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不力，不良債權、巨額財政赤字等問題深重，加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影響了日本經濟復蘇及長期發展前景，從而使日本現有的經濟優勢難以轉化為帶動國內產業創新與發展的力量，使日本國內產業升級及向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技術和產業的步伐放慢，影響日本繼續扮演東亞經濟發展領頭雁的角色。同時，日本國內自成一體的產業結構難以繼續維持，構成日本產業技術基礎的部分產業，如機械加工工業的鍛造、鑄造、沖壓等部門，競爭力已經大大削弱，被迫與其他東亞國家進行水平分工，這一趨勢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變。

第二，亞洲“四斜產業發展迅速，帶動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亞洲“四斜在鋼鐵、石化、汽車等領域開始與美、日競爭。20世紀90年代，臺灣、韓國、新加坡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方面取得成效，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韓國的移動通訊技術都具有全球領先水平。同時，“四斜向東盟和中國大量投資，轉移部分電子、化工、機械等產業，其投資總額超過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升級。1990-1995年間，“四斜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377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251億美元。(注：《中央公論》，1996年11月號渡邊利夫文章：《虛妄的中國經濟大國論》。)1986-1994年間，日美合計對中國投資只有250億美元，而“四斜對中國的投資多達2100億美元。(注：《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國產業發展迅速，競爭力不斷提高，并表現出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潛力和趨勢。中國有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項產業均取得長足進展。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機電產品、家用電器、通訊設備、鐘表、辦公設備等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鋼鐵、石化產業發展也很快;但中國的基礎機械、產業專用機械等技術裝備及關鍵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仍較低，第三產業發展也比較落后。

今后幾年，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將快于東亞其他國家。中國將加速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裝備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并積極利用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機電技術裝備的發展已經列為“十五”計劃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以電子通訊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從深圳到天津，中國沿海已經形成了電子通訊技術產品的生產帶。據中國信息產業部估計：未來五年，中國信息產業年增率將達20%，2005年中國信息產業的規模將在200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位居世界信息大國之列。(注：《經濟日報》，2001年6月10日。)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預測：中國5年內將在合成纖維、數字家電、尖端機床、鋼鐵等領域，10年內將在信息通訊、石油化學、造船和汽車等領域與韓國并駕齊驅。2010年，除半導體外，大部分主力產業都將超過韓國。(注：《世界日報》，2001年6月29日文章《中國經濟將對韓國形成威脅》。)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年均在400億美元以上，(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將會吸引更多、技術含量更高的外資。而且，金融、保險、咨詢、技術服務、風險基金等較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也將會有較大的發展。

第四，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東南亞國家經濟，暫時中斷部分國家的產業發展進程。金融危機已過去四年，東南亞國家經濟仍在恢復過程之中。同時，金融危機引起印尼、菲律賓等國政局動蕩，進一步惡化了東南亞的投資環境，外資紛紛轉向東北亞。1998年東盟吸引外資額196億美元，1999年減為169億美元，(注：《東盟投資委員會會議聯合聲明》，2000年10月4日。)中國1998年實際利用外資454.62億美元，1999年為403.18億美元。(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這表明外資向東南亞轉移產業的步伐放慢。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除危機前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受危機較輕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能力繼續推動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外，泰國、印尼、菲律賓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則可能遠遠落后。而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沒有進入東亞產業分工體系的印支國家融入體系之內的步伐仍然緩慢。

總之，20世紀90年代中，處于雁行陣勢頭部的日本和處于尾部的東南亞國家的國內經濟或政治出現嚴重問題，“四斜繼續發展壯大，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從而打亂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模式。今后一段時期，日本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競爭，保持在東亞產業結構中的領先地位，將重點發展創造性的知識技術密集型業，繼續向外轉移一般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在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的同時，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將得到迅速發展。韓國、臺灣將重點發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與制藥、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等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大陸、港臺地區和日韓之間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水平性分工合作將加強。東南亞國家將積極加強與東北亞國家的產業分工與合作，新加坡將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提出要成為全球知識驅動型產業的中心之一。馬來西亞在電子機械、集成電路及部件等技術性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優勢較大，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的一定基矗泰國產業發展水平居于馬來西亞之后，仍將主要致力于發揮其在農產品、木材家具制品、皮革、電機、成衣等方面的優勢，同時謀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而印尼、菲律賓和其他印支國家仍將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總體上，東亞產業發展在保持階梯狀遞進特征的同時，將更多地顯示出水平性分工合作的特征。同時，東北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產業規模和水平的差距將拉大。

二、東亞產業發展新變化的影響

一國產業的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決定了該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實力和地位。東亞產業發展的新變化，對東亞國際關系和全球格局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將進一步加強，并引起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關系的一系列變化。

中國GDP占除日本以外的東亞地區GDP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25%上升到1999年的37%。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占整個東亞的40%。(注：《2001年貿易白皮書》。)中國經濟已經成為東亞經濟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有可能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產業地位將繼續上升，中國市場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其中，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