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傳媒產品在本國市場和社會空間的泛濫，或者為本國傳媒產業的增長盡可能地提供法律保護，這里以以色列和波蘭為例。

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盟友，但以色列的議員們就是無法容忍這樣的現象：無論是在城市街頭還是在家庭臥室里，以色列人都被浸泡在美國的流行音樂里。

2000年5月，以色列議會批準了一項法案，要求國家電視臺所播放的歌曲中希伯萊文歌曲必須占一半(希伯萊文是以色列的國語)。投票的結果是36票贊成，0票反對。該項法案的發起人、反對黨工黨的議員約納·亞哈夫說：我們正在修筑一道防護墻，以防外國文化的泛濫。

近年來，波蘭各界開始意識到復興民族傳媒業的價值所在。波蘭政府為合作拍攝愛國主義和民族歷史的嚴肅題材的影片提供啟動資金，并要求電視臺、特別是有線電視臺拿出部分收入資助國產片的攝制。作為對它們的回報，政府批準這些電視臺營業，并鼓勵社會向民族影視業投資。1999年，波蘭一共攝制了27部國產片，達到了1989年前的攝制水平。2000年，波蘭國產片10年來首次在票房收入上擊敗了美國片，波蘭的民族英雄首次在銀屏上擊敗了施瓦辛格、史泰龍等動作片英雄。(18)

鑒于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可以設想，“入世”以后，特別是在5年過渡期以后，中國傳播政策會有所調整，但是在可以遇見的將來，從政策制定層面來看，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

在信息全球化面前開放比封堵好

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認為要保證社會主義事業順利發展，就必須創造出一種與資本主義相對隔離的信息環境，以防止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于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采取過或仍在采取各種阻攔信息全球化的措施，例如：禁止國外報紙進口;禁止或限制國外社會科學刊物進口;干擾西方國家的廣播電臺的廣播;禁止向居民出售衛星電視天線，不讓市民收看境外電視;等等。社會主義世界的歷史經驗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恰恰證明，閉關鎖國讓國人不知外部世界信息，利小弊大，而且最終小利也保不住;開放，讓信息流通起來，利大弊小，并且最終也能把小弊也能克服。

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信息全球化。在不可阻擋的信息全球化面前，與其封堵，不如開放，同時在開放中去解決可能出現的負面問題。

本文提出封堵不如開放，主要基于以下三點理由。

第一，以下幾種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封堵難以奏效。

(1)“入世”所帶來各種變化，將從不同的角度給新聞出版自由的發展以助推力。比如，加入世貿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變革，它所引起的社會震蕩還會引起社會心理的震蕩。正如托夫勒在《未來的震蕩》一書中所說的：“變化成為社會的特征，變化不僅改變著我們的物品、社會和組織，更改變著我們的社會心態和行為模式。”而這種社會心理的震蕩和變化，將使社會對新聞出版的控制的認同程度不斷下降，從而會使這種控制的有效性逐步降低。

(2)互聯網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封堵網上信息越來越困難。盡管防火墻能阻擋住信息，但如果國家頻繁地使用防火墻技術，就大大削弱了互聯網的信息公開性、共享性等正面作用，等于在互聯網上搞自我封閉。何況通過使用鏈接技術、代理服務器、電子郵件以及破防火墻的技術，人們仍然可以獲得大量信息。中國網民在達到5千萬以上之后，估計網絡傳播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將要大很多。

(3)中國已鑒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終歸是要交人大通過的。而這個公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第十九條第二款)。即使這一條在有所保留的情況下通過，也會要求新聞自由度有顯著的提高。

(4)我國新聞立法，已經呼吁一二十年，在全國人大中聯署提出提案的人呈越來越多的趨勢。而新聞立法，意味著法律保障社會主義新聞自由勢在必行。要使現在能與未來平穩接軌，就要從現在開始，逐步提高信息量，逐步提高新聞自由度。

第二，互聯網對國外網絡內容供應開放，必然導致新聞的法治。中國雖然現在有各種管理新聞和信息的法規性文件，但就傳播內容的管理上，并沒有真正按照這些法規性文件中禁載規定作衡量標準。而是以比正式的法規文件規定的要嚴得多的所謂“宣傳口徑”、“宣傳紀律”來要求媒體。法規文件中的諸如禁止“危害國家的統

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危害國家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等等，新聞工作者一般不會違背它們，而“宣傳口徑”、“宣傳紀律”，幾乎都是臨時性的指令，比如俄羅斯領導人的丑聞不要炒;臺灣最高領導人姓名在報道中不要提，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不要報;等等。違背這些宣傳紀律、宣傳口徑，很難說它違背哪一個法規性文件。中國“入世”以后，一旦中外合資網站也可以自己選擇新聞登載，就不可能以黨的宣傳口徑來要求，只能以法律來要求，這才符合法治精神。

第三，網絡媒體可以成為鍛煉人民接受負面信息承受力的地方。

現在確有很多受眾從網絡上獲得比從傳統媒體那里多得多的信息。“據調查，中國互聯網最主要用戶的特征是：30歲以下;受過高中和大學教育;中高層次收入;學生、自由職業者、合資企業管理人員、國家機關干部和辦公室職員。”(19)不難看出，這些群體是負面信息承受能力較高者，也是能夠使用各種技術找到信息者。

中國現在正是發展最快的興旺時期，正是有條件鍛煉和逐步提高人民對多元信息的承受能力的時期。筆者主張在網上要比在傳統媒體上有更大的信息量，要有更大的覆蓋面。網絡傳播一方面是滿足文化程度高的人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夠滿足國外受眾了解中國的需要。因為那種沒有全面、平衡報道，只褒不貶的宣傳，不符合西方國家受眾的習慣，不容易獲得他們的信任，正如有的文章指出的，“許多境外受眾認為我們的網絡傳媒只是宣傳工具，他們寧可先從其它網站搜尋信息，即使是關于中國的信息。這值提我們重視。對境外受眾，我們更必先贏得他們的選擇，然后才談得上宣傳效果。”(20)

為使新聞自由度的提高走漸進發展的路子，應抓緊從現在起的5年多的時間，逐步減少宣傳紀律和宣傳口徑的約束，使得新聞在遵守有關法規性文件的禁載規定的前提下，逐步擴大自由活動的空間。同時讓一部分人先增強對于敏感信息和負面信息的承受能力，繼續在廣東、華南，讓較多的境外新聞信息和娛樂節目落地;擴大網上新聞報道的覆蓋面。做到中國發生的事，除了國家秘密以外，國外網站報道的，國內網站也有報道。逐步帶動報紙等傳統媒體也擴大覆蓋面和信息量。

注釋：

(1)、(2)、(4)《加速數字化融合，提升輿論影響力》，新華網，2001.02.謝金文《“入世”對上海新聞出版也的影響及對策》，打印稿。

中國廣播電視學會常務副會長劉習良《加入WTO中國電視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中國傳播論壇(之三)：WTO與中國電視》，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研究委員會、中央電視臺研究室、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合編，2000年8月。

中國電影事業管理局副局長楊步亭《中國電影如何面對“入世”挑戰》，《中國傳播論壇(之三)：WTO與中國電視》，中國廣播電視學會電視研究委員會、中央電視臺研究室、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合編，2000年8月。

謝金文《“入世”對上海新聞出版也的影響及對策》，打印稿。

陳桂蘭等《入世對大眾傳播的影響及對策》，《新聞實踐》2000年第10期

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王泠一博士《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媒產業發展態勢》，2001

王建宏《我國究竟應該建立多少家電視臺》，載《中國記者》1996年第5期

蔡賢盛《論組建電視集團》，南方電視學刊，2001年第1期

(13)、(16)陳桂蘭等《入世對大眾傳媒的影響及對策》，新聞實踐2000年第10期

(14)、(15)張立偉《傳媒大亨虎勢中國》，解放日報，2001年7月18日

(17)陳靜詩《加入WTO與我國新聞傳媒對策芻議》，《當代傳播》2000年第5期

(18)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所王泠一博士《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媒產業發展態勢》，2001

(19)解放日報，2001年1月8日

(20)謝金文《“入世”對上海新聞出版業的影響》，2000年11月，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