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 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smartplanet)概念，并于2009年1月向美國奧巴馬政府正式建議投資建設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礎設施。此后，奧巴馬政府在經濟復興計劃中首次描述美國智慧城市概念，以愛荷華州為代表的50個州均先后啟動智慧城市計劃，在智慧照明、智慧電網、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領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研究表明，2005年美國僅交通阻塞每年造成的損失就超過780億美元(每位開車上班族損失710美元，平均因塞車浪費38小時)[1]，由此可見，開發智慧城市(如智慧交通)解決方案存在客觀的市場。2009年8月，ibm發布《智慧地球贏在中國》計劃書，將智慧地球與中國相串聯。當前，智慧城市戰略已經在世界各國、地區和城市廣泛展開。國際電信聯盟(itu)指出，截止2014年底，全世界網民超過30億，其中 2/3來自發展中國家，同期手機互聯網用戶達到23億，其中55%來自發展中國家[2](手機用戶約70億，其中36億來自亞太地區)。信息通訊技術(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是推動信息化社會、智慧城市和數據經濟的關鍵性動力。世界正在進入 “大數據經濟”，國際數據公司(idc)預計，數據量在2020年之前會增長50倍。從我國城鎮化、信息化和工業化進程判斷，大數據經濟與三化融合，將催生“智慧經濟”。世界銀行測算：人口百萬以上的城市建設“智慧城市”，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實施智慧管理，城市發展紅利將增加2.5到3倍[3]。 2015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在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啟動智慧城市周，并發布“智慧城市行動倡議(whitehousesmartcitiesinitiative)”，得到美國運輸部和聯邦政府住房與城鎮發展部等的支持。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預測，到2030年，美國、歐洲、日本，在智能電網領域的累計投資規模在100萬億日元左右(約6萬億元人民幣)。美國思略特公司(原博斯公司)預測,到2030年，全世界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額將累計超過41萬億美元(約合254萬億元人民幣)[4]。marketsandmarkets預測，全球智慧城市市場規模將由2014年6545.7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126665.8億美元，復合增長率約為14.1%[5]，最高的創收市場在亞太地區和中東、非洲。當前，中國約500座城市正在創建智慧城市，其中國家級試點超過300座(包括智慧城市試點、信息消費試點、智慧旅游試點等)，在我國智慧城市創建進程中，同期美國的經驗和優勢值得調研，進而有助于搭建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的有效合作。

　　二、美國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優勢

　　2.1信息和通訊技術創新應用的開拓者

　　美國智慧城市技術研發和創新應用(無線設施、數據分析、軟件應用、綠色智慧碳存儲、能效技術、水/廢水處理技術、智慧交通等領域)在世界有廣泛競爭力,如智能電網和智慧交通。2009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經濟復興計劃進度報告》，指出3年內，為4000萬家庭安裝智能電表，并投資約40億美元推動智能電網建設，該項目被列為綠色經濟振興計劃的關鍵性措施之一。與此同斯，政府啟動聯邦智能交通系統(智能基礎設施和智能交通工具)。

　　國家推進 ict應用建設智慧城市的同時，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和標準體系方面也在探索。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發起“大數據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得到彭博社(bloombergphilanthropies)的技術支持，麥克阿瑟基金會 (macarthurfoundation)和奈特基金會(knightfoundation)的資助;麻省理工學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centerforbitsandatoms)2000年前后發起的微觀裝配實驗室(fabricationlaboratory，fablab)，fablab模式被歐盟、印度和南非等借鑒，全球fablab超過100個;伊利諾斯州立大學開發的虛擬車輛設計平臺系統等，促進世界范圍不同國家地區協作參與汽車設計，并且平臺可擴展到虛擬辦公和虛擬消費應用上。

　　企業創新是美國智慧城市ict應用的核心力量。ict中的物聯網作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關鍵性組件，被各國政府廣泛重視并得到推動，而美國物聯網應用動力主要來源于企業資金和技術優勢。如，智能設備互聯網協議聯盟、公用事業智能網絡接入端口組織、思科、ibm、惠普和google等，將物聯網成功推廣到美國和世界;伊頓公司開發的智慧液驅混合動力傳動系統，可降低燃料花費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思科系統和denso公司歷時10余年開發的v2v通訊設備和軟件，可有效減少撞車事故，并減少次生交通擁堵，該技術得到美國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肯定，nhtsa2014年8月提出要求車輛安裝該智能控制設備和軟件;ibm在全球上百個城市(布里斯班、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等)因地制宜開發智能交通系統，以消減交通量、污染物排放量和增加公共交通出行[6]。

　　2.2智慧城市戰略和政策的世界領跑者

　　1993年初，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上任便提出興建“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引領世界第二次信息革命。1994年前后，日本政府和歐洲委員會(歐盟前身)分別決定建立全國超高速信息網和“信息高速公路”，新加坡同期制定并實施本國“信息高速公路”計劃。1998年美國政府加強對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活動的協調，發布了《計算、通訊和信息技術研發計劃》。2010年，美國提出加強智慧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推進智慧應用項目計劃。2014年10月，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發布《美國政府云計算技術路線圖》(包括卷一《關于美國政府機構進一步發展云計算的優先級需求》;卷二《對云計算使用者的信息導引》)，綜合運用美國在政府、工業、學術和標準開發組織等優勢與資源，支持推動云計算技術創新。2015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的“智慧城市行動倡議”，包括四個關鍵戰略：(1)推廣物聯網和智能應用;(2)助推民間科技運動，鼓勵跨城市的合作;(3)利用聯邦政府現有的政策和資源，重新組合并聚焦智慧城市;(4)促進國際合作，特別是亞洲和非洲將作為提供未來全球城市化90%以上增長空間的重要標的。行動倡議明確了對應的財政計劃，奧巴馬政府將在2016財年投入1.6億美元(約10億人民幣)資金，幫助地方社區和城鎮政府尋找、測試和全面應用智慧城市方案和系統，強化城市服務供給、改善交通、應對氣候變化和刺激經濟復蘇。

　　2.3智慧城市產業體系和企業高度發達

　　世界范圍內從事智慧城市行業的企業豐富，以云計算、大數據、軟件外包等為例，絕大部分來自美國，如谷歌、微軟、甲骨文、ibm、hp、emc、intel、思科、蘋果、臉譜、亞馬遜、戴爾、ge、高通、新云、數字集團和霍尼韋爾等(表2)。其他國家/地區的企業包括sap(德國)、源訊公司(法國)、 nec、日立、松下、索尼(日本)、新加坡、韓國(三星)、htc(中國臺灣)和瑞典(愛立信)等。美國政府計劃免費向每個家庭配發智能電表,通過信息通信技術,解決日益老化的電力系統問題。該舉措不僅是促進智能電網和智能電表的發展,同時是基于智能電表基礎設施,培育新興服務業，首先是能源領域的商業機會。

　　根據財富中國2015年7月的數據，進行統計，世界財富500強中美國占128個(總營業收入8.692萬億美元)，總數和總收入均繼續位列世界第一，其中從事智慧城市的骨干企業約14家(ibm、intel、思科、emc和亞馬遜等)基本都屬于其中，2014年營業收入占美國世界財富 500強12.1%(1.048萬億美元)，而硅谷、波士頓和芝加哥等城市/地區從事智慧城市的中小微企業總數以千計。我國世界財富500強中涉及智慧城市業務的主要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華為和聯想(合計3096萬億美元，約為美國智慧城市骨干企業收入的1/3,而利潤僅為美國的1/9)等國內代表性的智慧城市因收入規模未能入選。美國智慧城市代表性企業在物聯網、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集中布局技術研發和輸出服務，并且將研究創新逐步擴展到智慧應用，如智慧能源/節能/電網、智慧醫療、智慧政務、智慧/電子商務和智能家居等，但在智慧市政、智慧城管、智慧房產等公共事業領域和投資等缺乏明確的技術應用說明。

　　2.4智慧城市建設質量和規模世界領先

　　美國智慧城市總體創建質量和基數均領先世界。美國智慧社區(intelligentcommunityforum，icf)2006年逐年評選21個智慧城市，截止2015年，其中51個來自美國(占總量210 個的24.3%)，而中國大陸僅為美國的1/9(6個)，臺灣累計16個，前三分別為美國、加拿大(40個)和澳大利亞(24個)。10年間我國入選的城市(區)為上海市嘉定新城(2013);重慶市，上海市(2011);天津市濱海新區(2010);上海市嘉定區(2007)和天津市(2006)。 icf2015評選的世界智慧城市前七的智慧城市最佳實踐中，美國占3座(arlingtonco-unty,virginia;columbus,ohio;mitchell,southdakota)。西班牙納瓦拉大學商學院全球化和戰略研究中心2015年5月發布世界智慧城市能力排名，a-ra級中81個城市，美國占10座，綜合能力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僅香港位列第17。美國智慧城市建設起步早，工作基礎好，企業參與建設水平高，城市智慧化建設充分與政府和市民相鏈接，總體建設質量、服務水平和運營收益良好。

　　三、中美智慧城市合作總體進展

　　3.1雙邊政策和頂層對話正在形成

　　自 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以來，新城開發和既有建筑改造保持高速增長，可持續城鎮化和可持續城市面臨嚴峻的資源環境壓力，城市建設迫切需要新的模式[7-8]。截止2015年8月，中美部際間就智慧城市合作，尚未形成公開的合作備忘錄。與生態城市領域的政策協商水平相比，尚處于起步階段，以芬蘭為例，我國從2007年開始，國家政府、國家能源局、商務部、科技部、全國政協、水利部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先后與芬蘭相關部委在生態城市建設領域形成明確的合作，并共同建設合作園區。在政府外交層面，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valhuston在中國智慧城市國際博覽會論壇(2015年)指出，“中國‘十二五’規劃中已說明智慧城市是優先和鼓勵發展的領域，美國希望推動中國和美國企業之間在智慧城市技術方面的合作”。2015年9月，習近平訪美，雙邊務實合作中提出，根據雙方在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的討論，中國商務部和美國貿易發展署承諾，在智慧城市建設領域展開合作。

　　3.2智慧城市行業間交流逐漸密切

　　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展開合作，最初的形式是通過舉辦交流活動。2011年11月“美國硅谷高新技術創新•創業高峰會”舉辦中美市長高峰論壇，設置了“中美智慧城市建設和發展論壇”，探討了智慧城市的發展與綠色能源的需求，標志中美雙方學術界開始正式圍繞智慧城市展開討論。2012年在科技部國際合作司等單位的在常州舉辦“apec智慧城市與產業科技合作論壇”，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意大利等智慧城市的專家、企業討論實踐經驗。后續交流直接聚焦到智能交通的技術性研討等。外交性的雙邊活動日趨頻繁，特別是在2014年11月《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發布之后，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合作，從綜合性交流擴展到實踐性的合作。

　　2015年4月，美國商務部長、能源部常務副部長率領總統商業發展代表團訪華，重點倡導“智能城市——智慧增長”，深化兩國在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等領域的合作，幫助中國建設“智慧城市”。美國代表團此行是為了幫助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清潔能源領域的業務，當前中國正致力于建設以清潔能源為基礎的“智慧城市”。商業發展代表團能夠提供支持“智能城市——智慧增長”的產品和技術，如綠色建筑、建筑節能改造、建筑管理、綠色數據中心、碳捕集利用與儲存、節能技術、清潔空氣和水技術、廢物處理技術、智能電網和綠色交通。先后訪問了北京、上海和廣州，與當地政府部門和重要國企領導人會晤，共同探討雙方在智慧城市發展和能源領域的合作契機。

　　“2015年美中互聯網論壇” 和“2015年美國智慧城市技術交流會”的中美政府和企業家均肯定了中美間智慧城市合作的必要性。而兩國高校間的實質性合作也于近期實現。如2015年9 月，上海交大與華盛頓大學簽署“智慧城市”領域全面合作備忘錄在“智慧城市”方面開展科學研究、文化交流和教育的全面合作，包括共建聯合實驗室、開展學生聯合培養、共同開展研究項目、發表論文等。

　　3.3行業和政企間合作處于培育期

　　美國智慧城市相關企業陸續參與到中國市場的開發，與中國國家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代表性企業包括ibm、思科、微軟、甲骨文、戴爾、惠普、intel、霍尼韋爾、 motorola、ul公司、艾默生網絡能源、西蒙、koa、華特迪士尼、uber、高通、nucloud、艾拉物聯、林同棪國際工程咨詢、3m、新云公司、歐特克軟件和麥王環境技術等。

　　在企業層面，2015年9月，思科與浪潮首期投資1億美元成立合資公司，共同研發網絡技術與產品，打造世界一流的信息技術和方案，為信息基礎設施、云中心、智慧城市及大數據等領域提供先進的技術、產品、方案和服務。

　　3.4智慧城市試點有待論證并展開

　　我國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城建設基本在每個城市都在同步推進，截止2014年9月，全國至少有900座新城。新城建設不僅要有智慧的理念，同時要致力于標準化和規范化。以芬蘭為例，截止2014年底，通過四年的國際合作，中芬部際間生態合作試點項目有四個：中芬合作共青數字生態城、中芬(丹陽)數字生態園區、中芬生態谷和中芬北京移動硅谷生態創新園;地方性產業型合作項目兩個：中芬高新技術產業園(浙江杭州)和中芬綠色科技產業園(江蘇常州)，并且三個試點正在推動中：中芬可持續生態城(江蘇蘇州)、香港中芬生態城(遼寧大連)、中芬生態產業園(江蘇揚州)。

　　而中美在生態城市領域的國際合作，自2013年以來，美國能源部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確定了中美城市試點(河北廊坊市、山東濰坊、日照市、河南鶴壁、濟源市、安徽合肥市等)。在部際指導下，美國能源部下屬國家實驗室和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等共同研討實施高影響力技術示范項目的機會。而中美政府間尚未在智慧城市試點方面有公開的合作項目 /意向，美方企業與中國地方城市的政企合作項目約有30余個。國際合作智慧試點項目，更需要強調機制保障和標準建設，為我國形成具有指導性強、操作性好的政策標準提供有效參考。商務部在推進國際合作生態園項目中形成了長效機制(聯席會議、標準規范、獎勵機制等)。自《新型城鎮化規劃》頒布以來，特別是試點方案的發布，綜合集成、綜合的智慧解決方案成為城市建設的重點技術支撐，嘗試整合中美智慧城市建設的垂直要素，開展綜合技術創新。鑒于美國國家、城市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建設實踐和擁有的智慧城市企業能力，拓展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城市(區、園)試點存在顯著空間。

　　四、中美政府與行業間智慧城市合作潛力分析

　　與其他同領域國際合作相比，中美政府間生態智慧城市合作經驗主要體現在適應性技術應用、體制機制標準建設、頂層設計資金保障、產城融合和多部門協同等。

　　4.1中美省州城市間國際合作基礎廣泛有效

　　中美于1979年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經過30多年的雙邊和多邊合作(特別是改革開發以來)。從外交層面分析，自1990年以來(特別是2000年之后)，建立了約244對友好省市，其中省州51對，城市193對，是中國與外國設立友好省市數量第二多的國家，總數接近與日本建立的友好省市。中美友好省州除新疆、西藏均覆蓋;省會城市除南昌、西寧和銀川，均覆蓋，在經貿、文化和旅游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效。

　　4.2智慧城市總體水平與基礎質量有待提高

　　當前，我國有277個國家級智慧城市試點正在創建中，而提出創建要求的城市總數約在500個，2015年度中國尚無城市(區)被列入a-ra級別，其他入選城市包括上海(top83,m)、北京(top99，m)、廣州(top104,m)、深圳(top118，m)、重慶(top131，b)、天津(top135，b)、武漢(top136，b)、蘇州(top138，b)、沈陽(top142，b)和哈爾濱(top146，b)。目前，中國寬帶排名世界75位，物聯網傳輸剛起步，相關法律、標準規范相對滯后，技術創新與應用處于起步階段，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這些方面的建設都位居世界前列 [9]。總體上，我國開展智慧城市建設，重視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溝通參與;建設模式單一，對經濟成本和后期商業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將關聯性不大的建設項目歸為智慧城市，增加社會對智慧城市建設的質疑;工程建設和實際問題的針對性和迫切性關聯得不夠緊密，投資經濟性思維不足;對于優化城市發展環境，增強城鎮功能和培育智慧產業的智慧頂層設計和實施部署力度不夠;與生態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為本的歷史傳承和生態文明銜接互動不足;堅持信息安全，部門間信息孤島局面改善水平不夠，社會資本參與建設和運營的渠道、機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業協同創新的體系建設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有引領性的智庫主體，在公共角度思考、規劃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識創新的能力相當薄弱等。

　　4.3智慧城市市場規模和拉動經濟能力可觀

　　截至2013年8月，中國已有320多個城市、地區投入3000多億元建設智慧城市[10]。賽迪方略預測，2015年國內智慧城市的it投資將會突破2400億元，拉動經濟總產值超過1萬億。截止2015年5月，全國95%的副省級以上城市、76%的地級以上城市，總計約250多個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總計劃投資規模近萬億元。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總體市場規模估計有4萬億元，該市場從“十二五”中后期開始，將在“十三五”集中釋放。

　　五、“十三五”中美智慧城市合作戰略的初步建議

　　2015 年，是我國“十三五”期間中美合作的戰略元年。美國參與到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有堅實的基礎。考慮在不同建筑氣候區、不同城市規模(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不同片區類型(新城、改造)和不同城市區位(內陸、濱水、交通樞紐)等，開展智慧應用技術研發和試點示范工作。本研究提出下一個五年中美智慧城市合作的初步建議，從八大策略方向出發，通過中美合作將城市建設從平安城市升級到智慧城市。

　　5.1行業智庫先行，建立長效機制，牽引交流合作

　　在智慧城市領域，與歐盟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美雙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行業交流基礎，但是交流的覆蓋面、城市參與的深度和中美企業間的互動仍處于起步階段。智慧城市作為融合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創新體，從理論基礎、技術研發和創新實踐都處于萌芽階段，不是單項技術、管理和政策創新，而是系統性、多學科和綜合性的集成解決方案。智慧城市在行業不斷細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統籌和集成的特征。加強知識創新傳播，有助于加快與城市發展節奏與需求的對接，形成有效的“問題-目標-對策-方案-驗證”閉環回路。

　　當前，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行業交流的推動主體主要是美國使館(領事館)、美方傳統行業共同體和美國智慧城市相關的企業。與中國智慧城市行業的主要推動力量互動不足，2012年以來，全國性的智慧城市論壇超過20場次(專業參與人員 2000人以上)，美方參與的力度和水平較低。國家和地方省市為了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新建的行業協同創新機制的智慧城市聯盟超過50個，美方參與能力建設的頻次和重要性均待提高。《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發布和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十三五”期間中美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合作搭建了良好的頂層政策設計。

　　中美雙方代表性的智慧城市行業主體應加快促進行業間的交流，提高頻度、廣度、深度和熱度;探索在中美以后對話機制框架下圍繞智慧城市形成新的機制和模式，如中美智慧城市智庫論壇、中美智慧城市協同創新體、中美智慧城市高級別行業峰會、中美智慧城市博覽會等。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建設、管理和運營規模所反演的市場空間可觀，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研發優勢明顯，行業交流的內涵設計有豐富的素材可挖掘，智慧城市市場推廣和項目商洽的空間有保障。

　　5.2智慧產城融合，構建經濟引擎，形成規模經濟

　　結合我國新城進程中的教訓，城區或園區的開發務必要有產業的導入，即便是居住型的片區開發，更需要扭轉傳統房地產開發項目的粗放思路，要從城市運營和服務出發，構建樓宇體系下的生態智慧服務產業體系。將美國具有國際競爭力且滿足中國需要的高技術以及綠色科技產業引入到試點示范區，既符合城市產業發展的需要，同時能帶動區域的成熟發展。鑒于部門之間的行政職能劃分和協調邊際成本，國際合作在融合促進部門協作方面有先天優勢，有些中美項目從地級市上升到省一級，并得到國家重視，有助于部門之間統一認識，發揮先行先試的優勢。

　　從城市經營出發，智慧城市建設應當注重智慧產業的開發和導入，在新城開發和舊城更新中，堅持產城融合的理念和實踐思維。截止2015年10月，我國提出要創建“智慧城市”的城市總量接近500座，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委確定的試點城市(區、園、鎮)約277座，但是對智慧產業的思考和開發較為有限，強調建數據庫、建平臺、建網絡等運營較多，但從城市規劃、城市經營和城市經濟等角度著眼不足。從城市發展戰略出發，智慧城市的構建，應定位為智慧型戰略新型產業的培育和有機生長綠色低碳城市形態的合體。依托自主創新示范區、高新區、經開區、軟件園、服務外包園、職教城、新城(區)和內城重點商圈、居住區和城市更新單元等，按照產城融合的規劃理念，充分汲取市場創新的鮮活實踐，設計與智慧城市需求相適應的產業定位，編制有效的智慧城市產業專項規劃和招商導則。將智慧城市作為經濟引擎來打造，才可能避免智慧城市創建流于表面、成效不足和缺乏市場活力。如2012年10月，中電華通攜手ibm、三星等合作啟動的煙臺智慧城產業園，總投資月50億(321畝);2014年3月，韓國智慧城市融合集成協會與東莞東城區合作建設東城中韓智慧城市產業園，園區占地約80畝，總投資超過70億;2014年11月，華訊中星與成都市郫縣合作，總投資199億，建設“華訊中星智慧產業園”，該公司與ibm在智慧城市領域有合作基礎)。

　　當前地方智慧城市實踐，多從城市尺度和單項應用展開，部分信息化程度高和起步早的城市已經初見成效，智慧城市的數據消費具有潛在市場，但仍然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投入或政府融資平臺。縮小空間尺度、模塊化、單元化、精品化和系統化構建智慧城市生態體系，有利于實現城市運營高度的智慧化和數據的廣泛交集、互動，特別是高價值量的信息消費。因此，將智慧城市建設納入到城市總體規劃，并從城市經濟角度將其作為開發模式應用到城市重點地區的規劃建設，將更加有助于智慧城市實踐出新模式、新解決方案，并產生傳統開發模式無法達到的成效。集合有限的財政資金，有效引導社會資本的參與，依靠規模經濟來打造智慧城市建設亮點，再帶動城市整體智慧化建設模式的展開。

　　5.3多元金融組合，配套政策激勵，夯實合作根基

　　自國家施行智慧城市試點示范以來，尚未提供直接的財政資金支持，但地方城市的創建得到了地方財政的有效支撐，并且，公私合營(ppp)模式下的社會資本也參與其中(上海、銀川、重慶永川、安徽淮南、安徽淮北、山東諸城)。從全市整體創建來分析，結合創建任務要求，總投資在幾十億到上百億。與城市地方財政收入相比，特別是在地方債務風險控制的背景下，地方城市創建智慧城市的資金保障存在短板。智慧城市建設包括公共性產品和盈利性產品，政府在優先保障公共性產品服務購買的前提下，設計配套政策激勵金融業和投資界等參與盈利性產品的投資，如互聯網金融、ppp融資模式等。

　　智慧城市由于集成了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等，三化領域的政策設計和實踐創新，均為智慧城市融資提供了思路和跨界設計的可能。參與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有來自于消費群體的中長期穩定收益，屬于穩健和安全型的投資行為，引導私營資本的注入，不僅利好私營投資者得到可持續的穩定收益，而且可有效降低在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投機。伴隨城鎮化的進程、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我國房地產業節奏的放緩，土地財政已經顯現出政策優勢不足，在存量建設用地上交易未來的信息消費接口和應用權限將在微觀經濟上有無限可挖掘的空間。建設用地的實物型使用權消費復合上用地空間上的虛擬型接入權消費，衍生出的網格化的綜合服務將可能催生出新的經濟業態——第三產業中的智慧產業。資本的有效注入和合理流通，需要配套政策予以監管，防范資本的風險并維護投資主體的合法權益。以ppp模式為例，必須為公私雙方設立有效的誠信保障機制和風險公擔機制等，英國等較早開展ppp模式的經驗和教訓表明，政府、企業的信用直接決定多主體合作的成敗。

　　5.4雙邊部際合作，推行試點示范，構建創新引擎

　　智慧城市推進，應當反映到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的智慧化上，并在服務中培育出新產業，提供就業機會。我國已經形成了涵蓋八部委的智慧城市部際間合作的機制[11]，地方城市推進智慧城市的主要政策均通過市政府或市政府辦公廳來發布，國家和地方對智慧城市工作系統性和協同改革創新的必要性有良好的認知。美國商務部、能源部和美國使館(領事館)等美方單位正在開展與中方相關單位的交流。結合我國推進智慧城市的發展戰略，應加強既有數據的集成共享、建立有效的知識學習、經驗總結和模式開發的工作機制，特別是要加強部際間協作。城市片區級試點示范，融合多個職能部門，在部際層面形成協作機制，有助于推進地方的試點工作。公共衛生、醫療教育、旅游休閑和全民健身等公共服務性部門和行業，同期也在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旅游和智慧體育等領域開展探索。智慧城市建設的要義之一，就是要解決信息孤島的問題，圍繞市民的多元化、非線性行為數據的交集才能夠反演和解析人群的社會行為和經濟活動。雙邊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合作，宜改變以往單個部門或行業之間的對接，為實現平臺型經濟發育提供頂層機制窗口;我國智慧城市部際間協調機制的開放程度宜加快，如當前推行的科研體制改革，要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提高原始性、原創性的智慧城市創新能力，降低重復低水平建設，在評估數據安全性的前提下，合理開放對公眾的數據接口，促進服務型、消費型智慧產品的設計和應用。通過部際協作，解決或有效處置接口的問題，對于試點示范創新改革有重大的政策啟示、對于地方城市獲取國際合作價值有良好的渠道契機。

　　我國在智慧城市技術培育、孵化和應用方面需要通過國際合作加快發展步伐[12-13]，美國的城鎮化建設質量和進程為我國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參考和借鑒。從中美合作型的技術科技創新入手，聯合雙方科技研發、工程建設和產業力量，圍繞中國城市的實際難題(城市規劃、人口布局、交通設施、產業發展和建筑節能等)，結合中美在這些方面的經驗，開發適宜性技術，并予以集中集成示范，并在片區開發中，充分引入外資、內資共同參與開發。

　　近年來與我國政府和有關部委(科技部、商務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地方省市(北京、江蘇、浙江、江西等)密切開展雙邊合作，通過多元方式參與中國的生態和智慧城市建設。依托國際合作的橋梁，吸收借鑒發達國家城市的城市規劃理念、引進生態智慧技術、開展能力建設、促進試點和示范項目建設推廣，對于促進我國城市低碳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有直接的參考意義。在生態智慧城市領域，世界多國(新加坡、瑞典、丹麥和英國等)均與我國開展過雙邊合作，但中美合作項目數量、合作深度和創新能力均較為突出。商務部在推進國際生態園合作中，專門設立節能環保專項資金，保障頂層設計運行有機構支持和專家智庫支撐，并聚焦開發國際合作生態園工作指導性標準體系(于2014年制定《國家級經開區國際合作生態園工作參考指南》)，結合中國國情，同時適度超前，引導好全國開發區的生態轉型發展。

　　5.5支持市場主體，合理開放領域，促進信息消費

　　智慧城市產業涉及的市場主體包括“三化”涉及的企業，僅互聯網企業(2014年產值占gdp約5.5%，同期房地產業比例為6%)的產值、數量和就業規模，因此，市場主體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實力強勁，但目前市場主體參與的領域和空間有待逐步開放，而針對國際合作型的智慧城市項目開發，更加面臨數據和信息安全方面的考慮而制約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我國在安防領域已經有良好的工作基礎，在信息安全方面也開展的能力建設，當前的智慧城市建設，面向的主體主要是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和城市消費，因此，合理、有步驟和有條件開放與公眾消費相關的領域(如民用建筑、交通、旅游、醫療和教育等)，讓市場主體有效參與，能夠促進智慧城市應用型消費服務的成型。目前，全球已有10多個國家擁有開放政府數據的門戶網站。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愛沙尼亞、挪威、英國、美國和新西蘭都設有開放政府數據部門，很多國家的政府部門正在通過互聯網的力量，包括社交媒體，來提高公民的參與國家治理的力量并在重建政治領導人和公民之間的社會契約[14]。經驗表明，開放程度越高信息安全防護約有保障，從市場角度出發，開放和安防是有機互動的。智慧城市依托信息化，有效解決了物理空間的阻隔;現代工業化有效促進了技術手段的高度發達;新型城鎮化讓城市居民更加體驗和享受到現代城市文明的成效。與市民緊密相關領域的有效適度開放，有助于市場主體將應用理念和技術路徑得到充分的實踐，有利于催生新型消費方式，同時對政府簡政放權和國企改革提供啟示。此前互聯網經濟，特別是電子商務，是在政策的邊緣或非中心地帶發育起來，主要來源于市場的智慧，滿足的是現實的需求。當前的政策設計更加積極和主動，部分城市主動通過負面清單等方式，提升政府效能，讓市場主體有更為主動的空間參與創新創業。

　　5.6兼顧戰略民生，開發適宜方案，實現智慧應用

　　中國現在正處于城鎮化的穩步增長通道中，進程將持續10-20年。從建設領域來看，我國每年新建建筑超過20億平米，既有建筑改造4-5億平米。中國在實施城鎮群、一帶一路等區域性發展戰略的同時，聚焦大城市病(交通擁堵、城市灰霾、內澇洪災)等民生問題，中國是美國開展智慧城市級項目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國對華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合作，自上至下全面展開，有各級政府間、企業間、高校間和社會組織行業間等。它們是推進中美合作的關鍵性主體單元。在實現智慧共享的同時，解決信息不對稱，也是當前面臨的關鍵性癥結，資源整合難度大。因此，應注重信息公開和資源整合，讓更多地主體能夠低綜合成本地參與到中美合作之中。針對政府投資性項目，將可以對外開放的領域和項目，向平臺發布，支持和鼓勵中美各方和合作方共同參與開發。與此同時，試點示范區的開發，需要集成性地有效方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美國技術推介和產品營銷，應當通過中美咨詢力量形成有效地綜合解決方案，服務于試點示范區域，針對不同開發主體需要，設計不同深度和廣度的綜合方案(包括規劃設計、施工運營、投資模式和收益分配等)，并有效地考慮技術經濟成本。構建有彈性和風險可控的一攬子決策工具。

　　與此同時，發揮中美合作的優勢，著力從商貿合作和投資項目出發，在試點示范區域引進或合資建設中美企業群、孵化器和綜合服務設施，必須有良好的產業配套，才可能長期爭取到美國政企的持續性關注和扶持，將項目試點做成多期，不斷孵化培育，以致爭取成為有效的國際合作樣板。與此同時，試點示范開發應堅持技術經濟分析，從片區總體把握增量成本和適宜技術的應用，建立增量成本可控、經濟性、宜居宜業性相統一的智慧城市示范區，并致力于構建市場層面可持續的復制模式、成本層面業主接受的銷售模式。2009年9月，美國愛荷華州迪比克市利用物聯網技術，將城市所有資源和信息消費(水、電、油、氣、交通、公共服務等)數字化并連同，通過監測、分析和整合，進而智能化地響應市民的需求并降低城市的能耗和成本，提高迪比克市的宜居水平和經濟活力。經驗表明，在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初期存在較高的技術成本，伴隨市場化之后，邊際成本下降。如果在開發初期，就確立適宜性技術示范和量產擴散孵化的思路與計劃，應用符合中國市場需要和接受能力的智慧技術，可以縮短邊際成本降低的周期，快速實現互惠互利。

　　5.7鎖定關鍵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改善城鎮功能

　　全球城市面臨的挑戰日趨深刻，中國城市問題突出表現在水資源短缺、空氣質量下降、交通擁堵嚴重、能源供給轉型、生態環境脆弱、城市內澇、公共衛生負擔沉重和建筑更新等[15-17]，快速城鎮化進程和失當的城市政策，使得上述問題互相交織，深刻影響著城市的可持續性。。中美智慧城市合作應本著“一城一策”的原則，重點聚焦關鍵領域，而不是起步就求全、求大，充分研判資金籌措水平、政策支持力度和技術支撐能力等;堅持平臺思維和開放思維，在城市局部關鍵領域搭建開放式接口，為所聚焦領域的智慧化二次開放和系統性整合提供條件。如交通，運用智慧技術，努力在示范區范圍內根治交通擁堵，形成重大突破，催生能為我國其他城市效仿的綜合解決方案，從根本改善城鎮功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5.8服務全球治理，構建智慧網絡，增強城市韌性

　　中美兩國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兩國的城市在全球對話中同樣應支撐起先進治理的角色。麥肯錫研究報告預測，在2010-2025年間，世界的前600個大型城市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65%。截止2014年底，我國超特大城市約16座，經濟規模和人口總量均在區域發展中成為決定性力量，尤其是人口千萬以上的6 座超大城市，它們在“十三五”期間，從區域走向世界，建設全球城市的基礎已經初步形成[18]。依托智慧產業的構建，來促進我國超大城市成為全球城市，并深度參與全球城市治理，同時提高我國城市對外交往水平和全球政策研究、制定和實施的水平。通過智慧體系的構建，提高我國超、特大城市以及重要節點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參與世界智慧城市體系的構建，將加快我國城市開放水平，更多地集聚國際資源來打造屬地城市，并進而輻射帶動周邊城鎮群的發展，形成智慧型的大都市連綿區，廣東省在全國率先提出構建珠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建設目標和行動方案[19]。依托中美合作，增強我國城市智慧化發展能力和提升國際化開放水平的同時，應深刻認識我國城市建設和運營質量存在的脆弱性問題[20-21]，如城市內澇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等。因此，增強城市韌性、提高城市應對風險沖擊的彈性，是全球性智慧城市建設的根基。符合中國國情和城鎮化發展需要的平安城市的建設，為增強城市韌性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而城市經濟、內澇水患、熱島效應和衛生疫情等，將成為智慧城市韌性建設重點響應的方向[22-23]。

　　六、結語

　　中美政府間、行業間深化在智慧城市領域的合作，(1)為新型城鎮化空間骨架建設提供智慧思維。對于促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城市建設目標的實現，具有良好的啟示性和借鑒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礎上，鑒于我國新城建設和既有城區改造的規模體量[12]，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如果能夠較好地借鑒和引入美國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和互聯網等技術優勢，提高城鎮功能和解決城市病的進程將勢必加快，中國城市科學發展的能力建設將擁有豐富的經驗基礎;(2)為智慧產業培育提供營養基質。將智慧城市當作產業形態來打造，將有助于城市創建工作與經濟、社會總體發展目標任務相結合，并依托互聯網+、云存儲和大數據等思維，重構出新的產業組織，催生新的產業方式，建構起智慧城市產業，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設市場化運作的有效機制和操作范式。空間戰略層面規劃設計的智慧化，微觀層面的建設用地信息消費接入權限(依托“三網融合”等基礎網絡)等;(3)為拓展和深化雙邊合作打開新渠道。智慧城市是“三化融合”的產物，是引導產業升級的動力，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分析和信息消費等檢視傳統產業和行業，引進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進傳統業態產業效率和服務水平，如建筑行業的智慧建設管理體系、bim建造和3d模塊化打印等。中美智慧城市領域的雙邊合作在政府和行業的統籌下，才可能形成規模經濟和平臺經濟效應，依據《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和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設計雙邊有效互動落實的行動機制將是保障中美合作出成效、惠及雙邊企業界和地方城市的關鍵性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