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是影響能源需求的重要因素

一國能源消費量不僅受到其經濟總量影響，更與經濟結構非常相關。以中美兩國為例，2014年中國與美國gdp分別為10萬億和16萬億美元，但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分別為42.6億噸和32.4億噸標煤。很多人將中美兩國之間能源消費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不匹配歸結為能源利用效率的差距，理由是以能源強度作為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標，我國能源強度比美國高出一倍還多。但事實上，兩國之間的能源強度差距可能更多的反映了兩國之間經濟結構的差異。如圖1所示，2014年美國gdp中能耗較低的服務業占比接近80%，而我國gdp中服務業僅占44%，能耗較高的工業占比達47%。

我國能源彈性的波動也可以反應出經濟結構變動對能源需求的影響。能源彈性是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帶來的能源需求增加的百分比，它反映了能源需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彈性。如圖2所示，1978-2002年間，能源彈性除1989年略超過1外，其余年份普遍遠低于1，平均能源消費彈性為0.5;而2002-2012年均能源消費彈性增至0.8，尤其是2002-2005年間，能源消費彈性更是急劇攀升至1.5以上。換句話說，在1978-2002年間，能源消費以年平均4.6%的增速支撐了年平均9.7%的經濟增長;而2002年以后，經濟年均增速仍維持在10%左右，但能源需求年增速卻增至8%。2002-2005年間的能源需求突變使得我國能源強度逆轉了1978年以來持續降低的趨勢，直接促使了我國政府從“十一五”開始將降低能源強度列為五年規劃政府工作目標之一。

高耗能產業加速擴張是能源需求2002年后激增的主要原因

2002年后我國能源消費加速上升之謎也引起了學界的探討。liao(2007)的定量分析結果表明2002-2004年間能源強度的上升源自產業結構的重化趨勢，尤其是高耗能部門的高增長，進而抵銷掉了能源效率的提升。chai et al. (2009)認為能源消費的激增是由于居民和重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0)認為，造成這種能源消費突變的因素可能很多，既有統計數據方面的問題，但肯定也有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的成因。kahrl et al. (2009,2013)也得出了類似結論，2002年之后的能源消費的加速增長主要受到重工業部門的持續增長驅動。

學界的觀點可以從圖3得到更為直觀的佐證。長期以來，我國能源消費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工業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已連續多年維持在60%以上。工業部門內部的39個行業中，鋼鐵、水泥、化工等六大高耗能行業具有“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特點，以2011年為例，六大高耗能行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不到35%，但其能源消費量比重卻超過70%，尤其是是鋼鐵行業能源消費量達到24%左右。如圖3所示，2002年后，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費量呈現加速上升的特征，使得其能源消費量占工業能源消費量比重從1997年的66.7%上升至2012年的72.4%。在2002-2012年間，能源消費總量增加了20億噸標煤，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費增加了13億噸標煤，占增加量的2/3以上。

由于高能耗行業是我國經濟的上游產業，其產品鋼鐵、水泥等通常作為其他行業的要素投入。因此，其發展影響涉及的行業廣泛，產業鏈長，傳導作用強。以水泥為例，如圖4所示，房地產行業與水泥產量具有強烈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高耗能行業除了由于自身生產過程中的高能耗對能源消費產生直接影響外，同時也會通過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即通過增加國民生產總值)進而間接影響能源需求。這種效應類似于投資乘數，也就是高耗能行業的1單位能源消費會帶動整個經濟體的能源消耗大于1，進而形成能源乘數效應。我們選取六大高耗能行業的代表性產品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解分析計算出六種高耗能產品對能源消費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從結果來看，各大高耗能行業的乘數效應十分明顯，粗鋼和水泥的乘數效應甚至大于2，也就是說，增加1%的能源生產粗鋼，最終會帶動整個能源消費增加2%。

表1 高耗能產品對能源需求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的分解分析

高耗能產業2002年后快速擴張的原因

在清楚地認識到我國2002年能源消費加速增加主要是由于重化工業尤其是高耗能產業的迅速擴張造成后，一個自然的問題是，為什么高耗能產業在2002年快速發展?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有兩種主要觀點。第一種觀點是由于我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以“高能耗、高污染”為發展特征，經濟高增長與重型增長路徑存在著對能源消費的剛性需求。從1999年開始，我國工業發展出現轉折性變化，無論是在產值、增加值與投資方面，重工業都超過了輕工業。1999年重工業增長速度僅超過輕工業1%，而2003年超過約4%。特別是作為重工業化主要指標的制造業，高耗能增長更為明顯。而伴隨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熱潮將導致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對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產生更加強盛的需求。城市化進程在某種程度上帶有重工業化的特征，進而將對能源產生更大需求。2002年后的三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年均高達26.84%。高速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導致鋼鐵、水泥等高耗能行業規模迅速擴張。2000-2002年的三年間，水泥、粗鋼、平板玻璃產量年均增長為8.2%、14%與10.5%。而2003-2005年這三種產品產量的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3.9%、24.7%與20.1%。

發達國家也曾經歷過類似的工業化階段，國際經驗表明，工業中級階段結束后能源消耗將趨于穩定。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能源消費量從1億噸左右攀升到4.3億噸，20年時間能源消費增長了3.3倍。但自80年代開始，盡管經濟增速仍達到了年均4%左右，但能源總消費基本穩定到4.3-4.6億噸標準煤。

但第一種觀點無法完全解釋為什么能源消費激增發生在2002年后，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在此前也一直在進行。因此第二種觀點認為，投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2002年中國加入wto后被強化，造成了能源消費的突增。很多研究表明，至少在2001-2011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來源是投資，而投資和凈出口拉動了超過60%的經濟增長。2001年加wto后，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提速，高額的儲蓄率和相對有限的投資渠道使得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盈余被大部分用于再投資，而當投資形成的產能超過本國國內消費能力時，出口成為必然選擇。

出口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之一，在加入wto后，我國更加深入的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重組的進程中，由于我國長期要素價格扭曲，造成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相對低廉，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環節被轉移到中國。我國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國際產業分工鏈條低端，形成了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為特征的出口結構，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我國能源需求壓力。而且我國能源價格并未包括負外部性成本，低廉的能源價格可以看作是對高耗能產品的補貼。高耗能產品出口價格較高，“低成本、高價格”之間存在的剪刀差吸引了大批高耗能項目上馬。高耗能產品大量出口可以視為國外高能耗制造業對國內的轉移，在加劇交通運輸壓力的同時，也加劇了煤電油運的矛盾，使我國能源形勢雪上加霜。2014年我國粗鋼產量達8.22億噸，同比增長0.9%，而表觀粗鋼凈出口達8441萬噸，占全球鋼鐵貿易量的32.2%，這意味著我國高耗能行業能持續經營很大程度上依靠對外出口。

未來高耗能產業發展與能源需求趨勢

既然高耗能產業擴張是我國能源消費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對我國高耗能產業在2002年后的快速增長原因的梳理，可以幫助我們研判高耗能行業的未來趨勢以及對我國能源消費的影響。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對高能耗產業未來的發展以及對能源需求的影響，首先應從整個宏觀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來判斷。首先，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仍將持續較長時間。目前從人均gdp來看，我國處于工業化高級階段，2014年城鎮化率為54%，仍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目標為70%。這一發展階段的判斷意味著我國仍存在較大的基礎設施缺口，仍將會有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因此高耗能產業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具有合理性。

其次，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發展要求，需要進行轉型，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創新驅動和結構升級，向消費和服務導向型的宏觀經濟體系過渡，這一點已經在全國上下形成共識。當然問題的關鍵是經濟如何實現轉型，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限于篇幅，本文不做過多探討，但從最近兩年的宏觀形勢來看，我國經濟轉型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2012年開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從2013年開始，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超過制造業，并呈現加速上升態勢。六大高耗能產業增加值增速下降，2014年增速僅為7.5%，而其產值在2002-2011年間高達34%。 在而直接反映在能源消費上的數據是我國2014年能源消費僅增加2.3%，能源消費彈性為0.31，為16年來最低。

另外，政府以轉變資源利用方式作為抓手，實行資源節約戰略，倒逼經濟結構轉型，是高耗能行業發展速度大為減緩的另外一個原因。從“十一五”開始，為降低能源強度，我國就開始淘汰高耗能行業落后產能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國務院最新頒布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國辦發〔2014〕31號)將節約作為能源發展的優先戰略，提出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8億噸標準煤左右。這意味著，“十三五”節能工作的目標已經由之前的“能源強度”的單控目標轉為“控總量”和“控強度”的雙控目標。高耗能行業仍然是產業調控的重點，繼續受到較大沖擊。

從目前我國高耗能行業的區域分布來看，呈現極度不平衡特征。山西、河北等六省的焦炭產量就達到全國的51.1%;山東、江蘇等六省的燒堿產量達全國60%;河北、江蘇等五省粗鋼產量達全國56.5%。就主要高耗能產品來看，其生產主要分布于東部地區。下圖以粗鋼為例，可見地區分布極不協調。僅河北一省產量就相當于中西部省份產量之和。自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率先得到發展，而早年以勞動、資源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產業層次總體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同時土地開發強度過高，資源環境約束突顯，環境污染問題突出。東部省份開始著力于調整產業結構，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后，高耗能行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客觀來看，中西部地區是我國煤炭、石油等礦產資源的重要聚集地區，這為高耗能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先天優勢。高耗能產業地區間的轉移也意味著我國未來能源消費增長將更多得來自于中西部省份。考察高耗能行業發展變動趨勢對理解我國能源消費波動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使得我國高耗能產業在2001年底加入wto后快速擴張，進而帶動源消費激增，帶來了巨大的能源安全和環境壓力。雖然高耗能工業結構是一國經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階段的固有特征，但投資-出口拉動的經濟模式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中的重化特征，惡化了我國能源消費形勢。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仍將繼續，預計基礎設施建設將繼續帶動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但同時，以高投資和高出口的舊有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經濟轉型升級已經勢在必行。從最近兩年的宏觀數據來看，經濟轉型似乎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通過繼續深化改革，相信我國能源消費可以控制在合理水平，助力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