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標美好過程艱難

《能源評論》：能源轉型的愿景很美好，但過程并不容易，甚至被稱為壯士斷腕。德國在這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戰?

弗蘭克˙貝倫特：德國正在對能源供給系統進行改革，希望到2050年將清潔能源消費占比提高到80%。這意味著，清潔能源發電正在成為非常重要的領域。但德國也經歷過風電項目落地難的問題：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對于風電企業有一個要求，風機的高度不能超過周邊高度的10倍，這意味著，如果要組建一個150米高的風機，方圓1.5公里之內都不能有村莊。這樣就讓風電企業很難在此生存。

同時，我們的研究顯示，在發展清潔能源時，需要同步完善輸配電基礎設施。現在如果不將GDP的1%?2%來進行投資，未來投入的比例可能會要占到5%?10%。在德國東部地區有很多風力發電廠，就是因為電網的聯通性不夠，不能將清潔電力輸送到西歐和周邊國家去。

《能源評論》：這從側面說明了大范圍配置清潔能源非常重要。您認為實現跨國跨區能源互聯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弗蘭克˙貝倫特：歐盟比較重視跨國互聯電網的整體規劃，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發展和消納必須依賴跨國電網輸送和更大范圍電源結構的互補加以解決。對于任何一種區域合作和區域發展來說，如果要建立起一個共通的能源平臺，合作伙伴之間必須要有信任。對歐盟各國而言，必須要認識到氣候變化對所有歐盟國家都是挑戰，我們要把本國和歐盟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國家間形成合作，有的時候要放棄一些國家內部的利益，這些都是為子孫后代造福的事情。

同時，世界各國發展的側重點不一樣，有些要謀求更好的經濟增長，有些要消除貧困，各國需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但也要了解別國所面臨的挑戰，不能只用本地或者本國的方式考慮問題，而應在本地區更大的語境下，在區域合作層面上來解決問題。

《能源評論》：即使國家戰略層面擁有了足夠的信任，跨國的能源輸送也仍然面臨挑戰。您認為，對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鄰避效應，應該如何解決?

弗蘭克˙貝倫特：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公眾接受問題，不管是政治家還是科學家都要去認真思考如何把我們的倡議、夢想與公眾進行溝通，讓公眾了解我們的目標，從而支持我們。要讓公眾相信，我們并不是要把東西從他們手中拿走，國際合作也不是剝奪他們什么，而是要去營造環境、奠定基礎，實現更清潔更安全的能源供給，使全人類能夠實現更美好更安全的未來。一定要爭取廣大群眾的接受，包括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在內的所有人都要通力合作，去爭取獲得公眾的了解支持，否則的話就無法實施我們的計劃。

鄰避效應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大家都說可再生能源好，清潔能源好，但是真要在自己家門口豎起電線桿輸電，又都不愿意，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現在也沒有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但是我們必須讓公眾真正意識到，基礎設施建設對他是有好處的，會帶來實實在在的變化。解決這個問題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與公共政策有關，還與公眾教育有關，需要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不斷進行教育，未來才有可能很好解決。

多方合力方能破局

《能源評論》：在您看來，能源的清潔轉型，到底是技術推動、政策推動、資金推動，還是市場需求推動?

弗蘭克˙貝倫特：其實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最開始肯定是大家要形成共識，相關各方都要認可氣候變化會危害到人類，比如說海平面上升、氣溫升高問題會帶來一系列危害。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各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角色定位，比如科學家會有新想法、發明前沿技術;企業家會生產新產品，把真正能改變人們生活的技術應用起來;政府部門會形成政策框架或者制定法律，把上述想法、技術集聚起來，進一步推動形成產業化。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人們需要有改變的意愿。幾年前，德國能源與水工業協會(BDEW)民意調查顯示，89%的德國人認為國家能源轉型計劃“重要”或者“非常重要”。對消費者而言，應用新設備也需要消費習慣層面的改變。所以能源轉型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而是多種因素綜合起來共同作用帶來的結果。

《能源評論》：這種改變或許來自兩個層面，一是新技術突破，二是相對關系的調整，比如電網側的虛擬同步機技術，以及用戶側的綜合節能服務、能源管理方案。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弗蘭克˙貝倫特：我一直覺得，新技術的改變或者是二氧化碳減排、能源效率的提升、環境的改善，不應該讓人們感覺到太過突兀，應該在不知不覺當中進行。

電力的定位就是一種商品，只要能夠保證經濟、穩定供應，就滿足了人們的基本需求。

在工業領域，需求側管理非常重要，電網公司和大工業客戶一起合作、互動帶來了很多的商業機會。但是個人消費者和電網的互動，比如幫助個人用戶的家用電器在電價貴的時候自動停止15分鐘，如果只是小規模的應用我其實并不太看好，值得期待的是大規模的這種互動，以及由此衍生的商業模式。

一切以減碳為中心

《能源評論》：在實現能源轉型的進程中，德國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有哪些經驗教訓可以分享?

弗蘭克˙貝倫特：德國在能源轉型方面確實走得比較領先，為了推動轉型，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最主要的就是《可再生能源法》明確提出的優先上網政策：補貼可再生能源，給予無條件上網的政策，截至目前補貼總額約1000億歐元，這對于整個行業和技術的發展、改變整個世界太陽能格局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00年時，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為5%，當下可再生能源比例已高達33%，其中光伏表現尤為搶眼。

但后來也引發了一些效率方面的問題，就是因為這些公司錢來的太容易了，當面臨非常多后起之秀的挑戰時，就很難跟上競爭者的步伐，出現了破產的情況。

《能源評論》：優先上網已經成為一個基礎性政策，您對目前中國在推行強制配額和綠證交易模式如何評價?

弗蘭克˙貝倫特：在提到配額的時候其實要區分兩種方式，一個是傳統的配額方法，規定在整個發電當中太陽能和風能的比例。這是以技術的方式區分。另外一種就是在除核電外的各種電源中，以每千瓦時發電所排放二氧化碳來進行區分，無論是電網企業還是發電企業，對于每千瓦時的二氧化碳排放，需要提供給消費者全面的信息。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需要的是更有效且能更好控制成本的方式，最終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是電網或者發電企業來決定的，所以我們最終關注的不是要發展哪種技術，而是關注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當然，配額制應該要有附加條件，比如對于電價也要有所限制，這樣的話，一方面可以促進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提升，另一方面消費者支出成本也能有所控制。

《能源評論》：德國能源署前總裁斯蒂芬˙科勒也表示過，能源轉型一定要以二氧化碳減排為目標，這樣的舉措在哪些國家或者地區實行過?

弗蘭克˙貝倫特：德國或者歐洲對于發電的度電二氧化碳排放還沒有明確要求，但是歐盟交通行業尤其是汽車生產廠領域，對于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這也促使汽車廠商把發動機尤其是環保型發動機的研發提上日程，進而帶動了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的開發和應用。

《能源評論》：德國在形成統一的國家戰略方面，比如推動能源轉型戰略落地，有何經驗或教訓?

弗蘭克˙貝倫特：生活從來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原因在于德國的法律規定，但凡涉及到不同州的事務，必須經由州議會同意，同時也得由國家議會同意，每個州還有不同的黨派，有的黨派可能對此根本就不感興趣。所以要想形成統一認識就必須做出妥協，不僅是在本州內妥協，而且不同州之間，州和國家間也要有所妥協。這是個非常艱難的選擇，但是中國的體制機制與德國不同，在推進國家能源戰略落地方面可能會占據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