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媒體上的一個主流性的觀點是：華為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的勝利。我的朋友，著名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就此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華為，一個悲觀主義者的勝利》，引發出了國內，甚至國外一些媒體的一個傾向性評價，就是華為的成功是一個悲觀主義領袖引導15萬的悲情主義員工的成功。

但以我對任正非、對華為十多年的了解和理解，我恰恰認為華為是理想主義精神的成功，任正非和華為是我們這個商業時代中國的堂吉訶德。

華為：堂吉訶德的勝利

我們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年，或者說前15年，企業界曾經有過一個短暫的騎士時代。一批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獻身精神，家國情懷，甚至充滿了清教徒精神的，從不同領域里，從體制內走出來的小人物，開始了在剛剛經歷浩劫的那樣一個背景上的商業長征，典型的像牟其中、柳傳志、劉永好兄弟和張瑞敏。他們是我們這個缺乏夢想精神、缺乏騎士文化的國土上的一批商業騎士。

華為25年前兩萬人民幣起家，十多個人，沒有技術，沒有自己的產品，就是在做交換機的倒買倒賣，典型的二道販子。但是在那時候，任正非敢于提出來二十年后，通信制造行業全球三分天下，華為有其一。今天華為在這個行業里已經成為全球的領導者。可以這么說，如果任正非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就不會有華為的今天。

我可以舉一件逸事，上海世博會的時候，華為的員工陪任正非青少年時代的幾位同學參觀，陪同的華為員工就問老任的這些同學，說我們老板是不是在年青時候，就學習很好，有許多女孩子喜歡同學們就回答，那時候他幼稚嘻嘻的，黃鼻涕邋遢，誰知道他后來這么偉大，沒有人喜歡但天生的樂天派，在自然災害時間，餓得人頭昏眼花，他還成天笑呵呵的那么一個人。樂觀是任正非個性中的一個主基調，也是華為二十年來發展的一個主基調。

大家從媒體和書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任正非的憂患意識，那是不是說憂患意識就是悲觀主義呢？

的確，過去二十多年來，任正非總在講危機，講冬天，《華為的冬天》是一篇很著名的講話，被翻譯成了幾十種文字，任正非也多次講“三天不學習，趕不上愛立信”。幾個月以前，華為在深圳召開國際咨詢委員會，其中就有一個華為的國際顧問向任正非提問，說你可不可以給我們展望一下，未來十年、二十年以后的華為。任正非脫口而出，說二十年以后的華為兩個字：“墳墓”。典型的危機論。

2012年華為實現了銷售額2202億人民幣，與2011年比增長8%，利潤154億，增長了30%，跟全球這個行業所有的企業相比，華為去年跑贏了整個大勢。但正是在這樣一個形勢下，華為在今年年初開展了一次組織變革研討會，討論華為現在的組織體系是否還能適應未來的變化與競爭。

我感受很深的是，任正非堅持要推動的是把決策權充分釋放到基層，激發基層的活力。今天的華為有15萬人，華為機關里的干部、服務人員有三萬多人，但愛立信只有一萬多人。今天華為的決策體系也越來越長，華為越來越成為一個規范化的國際公司。但是，規范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僵化，企業衰亡的標志性特征是控制性越來越增強，靈活性越來越減弱，這幾乎是所有有歷史的企業和大企業普遍存在的病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