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國內互聯網巨頭BAT（編者注：國內互聯網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公司Tencent，合稱“BAT”）中的阿里巴巴和騰訊，就分別以專著形式推出了自己的“互聯網+”版本。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跨國企業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提出了“后工業社會”，暢想在工業化足夠發展之后會有一個怎樣的世界。

　　從那時起，人們不斷地探索著今天乃至未來更長時間的社會圖景卻未得。當“互聯網+”成為風口的時候，人們想起了貝爾曾經想象的社會：

　　只是，阿里和騰訊兩個版本刻畫的，與貝爾的想象大相徑庭。

　　在阿里看來，“世界正在快速改變，很多人還不知道IT是什么，今天IT已經在向DT（數字科技）時代快速跨越”。“互聯網+”意味著連接、融合，意味著“云+網+端”作為基礎設施；意味著用數據獲取財富；意味著人類自組織，并網狀協同。

　　在騰訊看來，“‘互聯網+’就像電能一樣，把一種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業，使各行各業在新的環境中實現新生”。“互聯網+”意味著以人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經濟。

　　在這里，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與貝爾設想的圖景完全不同的現實或對現實的想象。

　　顯然，阿里和騰訊的“互聯網+”時代，是一個更加令人向往的時代，人們似乎正在邁向那個時代的路上。

　　不過，進入那個時代，甚或那個社會，可能并非像寫一個“+”號那樣的簡單和容易。

　　在騰訊看來，要進入“互聯網+”時代，“互 + 聯 + 網”是基礎；接著是工具的連通，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萬物互聯、產業互聯；然后，是互聯網與人的互聯；再接著是互聯網與其他行業的互聯；最后，是互聯網與一切的互聯。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騰訊辟出專門的篇幅，討論“連接一切”，并列舉了互聯網+工業、金融、能源、健康、教育甚至X。

　　讀起來有點亂，對嗎？沒關系。觀點很清楚，在騰訊看來，通過“連接一切”就可以進入“互聯網+”時代，甚至“互聯網+”社會了。

　　阿里可不這么看。連接一切并不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在阿里看來，IT時代，已經是連接一切的時代，可那是一個“方便自己控制和管理”、把信息作為一種權力的時代，不是“互聯網+”時代。要進入真正的“互聯網+”時代，甚或“互聯網+”社會，需要讓消費（者）作為第一驅動力。為了證明這一點，阿里也列舉了互聯網+營銷、零售、產業集群、制造、跨境、三農、金融、信用、物流、醫療、教育、旅游、文化、政務、公益等眾多領域的思路與觀察。

　　問題是，農業時代、工業時代，消費（者）難道不是一個時代甚至一個社會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嗎？也許阿里會說，此第一驅動力非彼第一驅動力。阿里的版本也正希望證明“互聯網+”時代的特征不同于工業化時代。只是，人們欣喜地讀到了各個例證之后，卻難以從這些例證中找到例證背后的共同屬性特征。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騰訊和阿里的兩個版本，對實務工作者，應該有很多的啟發、靈感。即使對學術界的讀者，眾多的例證更似重錘，可以敲醒仍然沉湎于工業化時代特征探索的學者們，讓他們關注正在發生的和即將可能發生的、而且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巨大發展與變化。

　　盡管如此，兩個版本似乎還不解渴，人們更需要理解的是，即使“互聯網+”一切，社會經濟和日常生活又會發生怎樣的、本質的改變？與農業化、工業化時代有什么不同？

　　阿里說，“DT是一個數據更加充分流動的時代”，“互聯網化的核心和本質，即‘數據化’”。

　　在我看來，更加本質的是，人類正在邁進一個數據化社會。數據化社會才是“互聯網+”的本質。

　　為什么不是數字化？數字只是數據的一種形態，卻不一定就是數據；除了數字以外，數據還有更多的形態，音頻、視頻、圖片、文字；任何痕跡，無論是人類的還是自然的，都可以成為數據。

　　為什么不是信息化？信息是既在的、物理的，可以有無限的展示形式，是通過人類的探索活動發現的；數據化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是通過測量獲得的、可計算的表現形式?？捎嬎?，才是數據化的力量所在。唯有可計算，才可以把信息轉化為用于智能化的知識、轉化為服務于人類的知識。

　　為什么不是知識化？知識是約定俗成的共識，表達事物之間的關系模式，是從數據中挖掘的、發現的；更重要的是，為著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方法，可以挖掘到不同的知識。

　　數據化就是以數字形態記錄一切事物和一切事物之間的聯系。以個體為例，一個人從生到死，都處在數據化中。健康、智力、性格、能力、行為、交往、工作、成就、幸福，都在數據化；不僅個體如此，一切人類活動涉及的事物，都如此。

　　因此，互聯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身。真正的“互聯網+”，是通過“+”把人類的社會經濟和日常生活徹底數據化的過程，通過“萬物皆比特”，由“連接一切”的數據化，由“云+ 網 + 端”形成的數據化系統，為人類的生產與生活提供一系列更新的機會與路徑。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數據化，不只是一種技術體系，不只是萬物的比特化，而是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重組，是一種更新中的社會體系；更重要的是，更新甚或重構人類的社會生活。在這個體系中，不僅每個人是數據的貢獻者，同時，也是數據的消費者。在數據化的社會中，一切數據化的記錄，為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提供原料，也構成了數據化社會財富的基礎。

　　舉一個可體驗的例子，地面導航。當人們拿出導航設備進行導航的時候，就在運用數據化的成果，同時也在提供數據。在城市，車載導航系統運用這些數據告訴你哪條路擁堵、哪條路暢通；與此同時，你的車行速度，上傳到數據云，經過數據挖掘會告訴更多的人你目前所在道路的車行速度。這就是數據化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已經出現在了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

　　預測未來，是一種冒險。貝爾在20世紀60年代嘲笑過那些預言家們，他自己卻也忍不住要預測。貝爾預測的失敗再一次地證明，即使僅僅預測短短50年的發展變化，也是荒唐的。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有理由認為，如果說在農業化社會，人們可以把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間和人際范圍；那么在工業化社會，人們就不得不依靠工廠組織和商品市場；而在數據化社會，人們不僅不得不讓自己完全裸身于社會，更不得不依靠平臺來建立生產與生活的網絡、展示個體的創意和價值，進而在貢獻與收獲之間尋求平衡；在這個進程中，諸多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看似理所當然的制度、物質、行為、文化，也許不再那么理所當然，甚至會很快消逝，譬如鈔票。

　　至于數據化社會會不會像馬云預言的那樣更加“透明、利他，更注重責任和體驗”，現在做判斷或許為時尚早。有一點，卻非常明確，那就是，如何在數據的貢獻與消費之間、在數據財富的分配上建立公平的社會制度，是過去的商品交換社會、資本交換社會所不曾遇到的問題，也正挑戰著人類的良知與智慧。

　　回到開篇的話題，對社會經濟發展動態的敏感，通常是學院派學者的“專利”，這一次，卻是企業專家們搶得了先機。這是一個偶然，還是一個開端？在我看來，這樣的變化，正好映射“互聯網+”的影響：數據驅動的學術。誰掌握了數據，掌握了從數據中獲取信息、獲取知識的機會和能力，誰就占據了學術的高地。遺憾的是，學院派的學術似乎還沒有找到“互聯網+”的風口，即使找到了，會飛向何方，也還依賴于學術群體對風向和風力的判斷，以及學術群體自身努力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