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要求，工業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頒發了TD-LTE牌照，這也正式拉開了國內4G商用的序幕。

北京郵電大學博士生導師舒華英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歷時近兩年的部署和網絡建設，4G牌照正式發放，移動互聯網大發展的時代正式到來，發牌晚發不如早發，一味的等待技術和產業成熟并不合理。在4G牌照發放過程中，應該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上，而不應該囿于部門和企業利益;同時要加強對TD-LTE產業的扶持力度，拉長TD-LTE與LTE FDD牌照之間的發放時間周期。

舒華英同時認為，國家應該借4G牌照發放的契機，加快推動電信行業的深化改革：改變過去以取得市場均衡為主要目的而進行拆分重組的老模式，進一步放寬民間資本準入，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基礎電信領域，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做好改革配套的頂層設計的同時，做到完善的法律保障和運營商“網業分離”。雖然本次只發放三張TD-LTE牌照引起了部分業界人士的疑慮，我們是否應該只是為了保障部分集團利益而改變?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不能囿于集團利益

2009年元月，我國正式發放了3G牌照，三家電信運營商獲得了三張不同牌照。整體實力最為弱小的中國聯通獲得了產業鏈最為強壯的WCDMA，中國電信獲得了CDMA2000，而實力最強的中國移動則被安排經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在這三種制式中，TD-SCDMA產業鏈起步最晚，處境也最為艱難。在3G時代，出于種種原因，三大運營商各建一張網，標準各不相同，各自投資都很巨大。

“這種安排存在著巨大的弊端，決策部門是希望借助3G牌照發放，重新實現電信運營市場的勢力均衡，考慮的是各個企業和部門利益。”舒華英說，“這與電信行業的整體改革和發展方向是相背離的。”

在舒華英看來，電信行業在國民經濟中是個基礎性和先導性和戰略性產行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別是伴隨著網絡社會的到來，信息網絡已經成為像水和電之類的基礎設施，這直接關系到了國家網絡信息安全和核心競爭優勢。

在他看來，未來電信業必然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成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逐步演變為為公共事業;另一部分則是在網絡建成的基礎上，所有基于網絡的業務都可以讓具備條件的企業運營，展開更為充分的競爭。

從今年年初，業界就開始傳言4G牌照即將發放。作為行業主管部門的工業和信息化部相關領導也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表示，4G牌照肯定在年內發放，但時間卻在業界翹首以盼中拖到了年底。

辭別5年多的3G階段，正式邁入4G階段,讓中國全面迎來多網融合的時代,“靴子總不落地，發放LTE FDD牌照相關部門還是延續了以往的思維，希望能夠繼續等待TD-LTE技術發展成熟和產業成熟度等多種因素。但如果停留在實驗室中，產業鏈永遠都不會成熟。”舒華英說。

舒華英同時指出，相關部門對于4G牌照特別是TD-LTE牌照發放的拖延，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影響了運營商TD-LTE網絡建設，影響了資本市場的認識和技術進一步成熟，也給業界傳遞了一個錯誤信號。”

系統扶持TD-LTE產業

作為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統性創新，TD-LTE憑借著良好的頻譜利用效率，以及與LTE FDD的技術相似性正在得到越來越多運營商的認可。這與TD-SCDMA時代相比，產業鏈健壯度有了巨大進步。

在舒華英看來，TD-LTE產業有了明顯正向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