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在沿線國家開展項目投資和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發展綠色金融”，這是引導“一帶一路”投資綠色化、推進全球實現綠色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針對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境外投資環境風險管控方面的問題和挑戰，本報記者進行了對話采訪。

對話人：亞洲開發銀行合規監管委員會主席兼執行局局長唐丁丁

唐丁丁，亞洲開發銀行合規監管委員會主席兼執行局局長。曾任原環境保護部國際合作司司長、原環境保護部環境發展中心(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主任兼黨委書記，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巴黎工業辦公室環境專家。先后獲得哈爾濱工業大學給排水專業學士學位、菲律賓亞太大學工商經濟學專業碩士學位。在環境保護領域，尤其是環境評價管理以及環保國際合作方面有著豐富經驗。

采訪人：本報記者郭婷

境外投資是否存在環境風險?

■所面臨的風險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金融風險，更延伸到了環境和社會風險

中國環境報：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很多企業“走出去”，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項目投資和建設。據您了解，這些項目的投資和建設是否存在環境風險?

唐丁丁：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過程中，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境外投資時所面臨的風險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金融風險，而是延伸到了環境和社會風險。

最典型的例子是緬甸的密松水電站事件。2011年9月，緬甸時任總統吳登盛宣布擱置中緬合作的密松水電站項目，理由就是此項目可能造成潛在的自然生態環境不利影響以及當地人民的生計，即所謂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據項目投資方中電投負責人透露，中方已為此項目投入了大量資金，如果項目擱置，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所承受的損失將遠不止直接投資和財務費用，還將面臨有關合同方巨額的違約索賠。

這一事件深刻地警示我們，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走出去”并進行境外項目投資和建設時，對境外投資環境和社會風險的管控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階段。

以前，一些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社區和民眾對環境和社會風險的管控及自我保護意識還不是很強。但是，隨著全球可持續發展運動的不斷深化，很多發展中國家相對貧窮落后的社區、民眾和非政府組織(NGO)的環境與維權意識普遍提高，尤其是維護自身在環境和社會風險方面權益的訴求越來越高。然而，中國的很多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如何應對境外投資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的認識和準備還不到位，這導致一些對外投資項目因環境與社會風險問題而受挫或夭折，給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損失，也損害了國家的聲譽與形象。

中國環境報：境外合作伙伴能否有效解決項目投資環境風險問題?

唐丁丁：鑒于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對境外投資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的要求和實踐還缺乏基本的認識和了解，為此，很多中資項目過分依賴其境外合作伙伴，期望合作伙伴協助解決較為敏感和陌生的環境與社會風險問題。

但很多實例證明，中資企業透過境外合作伙伴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控方面花費了大量資金，但其實際效果遠不如人意。比如，合作伙伴是否按照相關法規要求或良好國際實踐對拆遷移民進行補償，是否在當地建設了必要的環境治理設施和生計恢復機制等。所以，中國企業能否有效地參與、督促和檢查這些環境修復與社會援助活動的實施情況，還需要一個認識、實踐、再認識的過程。

中國環境報：目前，中國金融機構在提高自身境外投資環境風險管控能力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唐丁丁：當前，中國境外投資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企業和金融機構自身還沒有建立比較完備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與合規監管體系，包括建立內部的相關政策、指引、指南，配備相關的專業人員，或通過第三方服務的方式建立可靠的合作伙伴關系，提升自身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以及合規問責監管能力等。

如前所述，目前，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這方面的建設還遠沒有到位，其相關能力還不能夠滿足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活動的需要。因此，中資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特別是金融機構在幫助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無法有效地協助或推動企業很好地管控這些潛在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做到守法合規。

應該說，在境外投資與在國內投資完全不一樣，中資企業包括金融機構所面對的是不同國家的要求、不同的國家文化、不同的國家生活習慣，所以，中國很多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走出去”的時候存在太多不確定性，尤其是在環境和社會風險方面，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出現問題。

比如，在境外投資過程中，由于對當地的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的不了解，一些中資企業簡單地以在國內的實踐感受去做境外投資項目，或者完全依賴境外合作伙伴的介紹和指導去做投資，這就很可能在整個管控體系的認識與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

通俗而言，中國境外投資項目出現的問題與挫折多是由于缺乏對投資目的地國在環境政策和執法方面的了解，還有主觀意識上的輕視。很多案例帶來的啟示是，中資機構和金融機構在與當地的社區、政府、居民等利益相關方溝通時，普遍存在溝通不充分、不清晰、不到位的情況。應該說，不是中國的投資機構不想去溝通，而是在走出國門后，由于語言、文化和認知等方面的問題，在溝通上缺乏有效的方法和技巧，從而在溝通效果上往往不盡如人意，這說明我國缺少能夠用國際語言去進行交流溝通的國際化人才。

如何化解境外項目投資環境風險?

■盡早建立起金融機構的社會和環境風險管控體系

中國環境報：為化解境外項目投資環境風險，您有哪些建議?

唐丁丁：當前，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對經濟效益的關注度比較高，而對環境和社會效益的重要性認識還不夠。這就需要中國的金融機構在對企業實施融資支持時，發揮綠色供應鏈龍頭的引領作用，以點帶面，不論哪家企業向金融機構提出融資要求，都應該滿足金融機構所規定的相關綠色環保要求與承諾，從而推動相關投資機構重視其境外投資活動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控，達到基本的環境標準與要求，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綠色化。為此，要建立健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制度與機制。

我認為，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應該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將綠色供應鏈理念納入金融機構的境外投資具體實踐中，從而實現經濟、環境、社會的協同發展。當下，中國的金融機構應該重視學習和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尤其是良好國際實踐，盡早建立起自身的社會和環境風險管控體系，確保其受貸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在環境和社會風險方面可管、可控，對當地的環境和人民群眾是包容和環境友好的。

在此基礎上，還要培養和使用一批懂得國際規則并熟練掌握國際化語言的國際化人才。除此之外，當前最佳的途徑是通過購買第三方服務的方式，選擇優質的咨詢合作伙伴，通過合作伙伴學習借鑒最佳國際實踐，以最快捷的方式彌補自身的短板，并在合作實踐中培養鍛煉自己的人才隊伍。總之，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實施境外投資時，需要盡快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能用國際語言進行溝通交流的國際化人才。

中國環境報：目前，國際上有哪些成功的金融機構境外環境與社會風險合規管理經驗可以借鑒?

唐丁丁：目前，在這方面擁有先進經驗和良好國際實踐的還是國際金融機構，尤其是政府間的國際金融機構，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當然也包括新近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在此領域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包括教訓，而且已經創造了很多良好的國際實踐。

例如，世界銀行合規監察委員會就是國際金融機構在環境與社會風險管控方面創立的首家合規監管問責機制。它成立于1993年，并直接對銀行董事會負責，為那些在環境與社會影響方面受到或可能受到由世界銀行資助項目傷害的人而設立的獨立投訴與問責機制。任何受投資項目影響的社區或自然人均可向監察委員會提交投訴。通過這個過程，監察委員會將評估世界銀行業務部門和工作人員是否嚴格遵守了旨在保護人類和環境的內部政策和程序，如發現存在缺失，不但需要銀行業務部門及時予以修補，還將對相關部門予以追責，并根據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完善內部政策與工作程序，以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中國環境報：“一帶一路”沿線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生態環境復雜脆弱，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依賴程度較高。我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如何助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負責任的可持續發展?

唐丁丁：“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不僅需要外部的經濟支持和幫助，同時在各方面的能力建設上也需要支持和幫助。我認為，中國在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應該高度重視并積極支持周邊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將這項工作與其投資活動并進，幫助這些國家在實現項目的可持續性效益和綠色發展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幫助。如果這些能力建設不能先行就位，很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進一步惡化這些國家已經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狀況，從而影響投資項目的可持續性和未來合作的有效性。

此外，這些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基礎設施、政策、標準、法規、監管等方面的能力建設也都存在較大缺失。“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睦鄰、安鄰、富鄰的開放政策，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該也有能力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幫助沿線發展中國家提升這些方面的能力，傳授中國的經驗與教訓，確保這些境外投資項目實施后，不僅能夠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狀況，而且也能夠有效保護當地比較脆弱的生態環境。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部門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可以大有作為。我們在環境領域已經擁有多支專業的國際合作隊伍，可以在助力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保駕護航作用，并將中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和良好實踐傳播出去，為實現全球生態安全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