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提出，我國已進入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窗口期”。同時，綠水青山、藍天白云成為未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全體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底線”。在這個過程中，煤炭的綠色生態發展將成為我國完成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戰略的主要戰場之一。而煤炭的綠色生態發展主要體現為清潔高效利用。如何在這一重要“窗口期”實現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綠色生態轉型，已經成為事關煤炭行業自身轉型及我國能源變革進程的重要問題。

近兩年來，“去產能”一直是煤炭行業發展的“關鍵詞”，但清潔高效利用作為煤炭消費方式的重要轉變方向關乎行業未來，一直是業內關注的重點。

“目前，除了CCUS、CCS碳減排技術還在研發階段之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各種技術實際已經相當成熟，具備了推廣應用的條件，關鍵還是要大家轉變觀念，共同承擔起社會責任。”在日前召開的2018中國煤炭綠色生態發展論壇上，中國煤炭加工利用協會會長張紹強作出上述表述。

多位業內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呼吁，我國長期享受煤炭的低能源消費成本，煤炭在穩定供保、發展地區經濟等方面功不可沒，但此前的使用方式導致大氣污染是客觀事實，要打贏“藍天保衛戰”、貫徹落實北方清潔供暖政策，必須轉變煤炭利用方式。如能全面實現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就完全可以控制煤炭消費對大氣的污染。

《高污染燃料目錄》阻礙技術推廣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專家表示，原環境保護部頒布的《高污染燃料目錄》(下稱《目錄》)，把所有涉煤制品全部列入高污染燃料目錄，并提出禁煤區要求。不少地方“一刀切”，無限擴大，阻礙了燃煤鍋爐超低排放改造和技術進步。

“禁煤區內禁止一切煤炭及其制成品，無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技術進步。政策的武斷和不確定性，導致用戶無所適從，燃煤清潔化技術被逼到沒有市場，挫傷其積極性導致難以進步。”該人士指出。

記者注意到，《目錄》里嚴格類別中的“禁燃區內禁止燃用的燃料組合類別”中，“煤炭及其制成品”被定義為“包括原煤、散煤、煤矸石、煤泥、煤粉、水煤漿、型煤、焦炭、蘭炭等”。

對此，青島特利爾環保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王洪敏表示，事實上，該公司開發的新型漿體化水煤漿循環流化床供熱供暖鍋爐技術，已有效解決煤炭進城及場內揚塵污染，并通過鍋爐自身燃燒，脫硫達到二氧化硫低于50毫克，氮氧化物低于100毫克，袋式除塵后粉塵低于10毫克的要求，實現了煤炭的“清潔制備、密閉儲運、高效燃燒、超低排放、清新環境”，是一條實現低成本清潔供熱的全新途徑。

而對于《目錄》中提出的部分煤炭制品的組分含量限制，如將含硫量設定為0.5%，揮發分設定為12%，有業內人士指出，這樣的限制暗含只能用特種優質無煙煤，排除了新型解耦爐具的作用，也沒有將添加高效固硫劑考慮在內。

據介紹，目前各地已相應頒布出臺了鍋爐煙氣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但個別地區要求煤炭的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燃氣鍋爐高，出現了“為禁煤而禁煤”的情況。

“所以，我們建議把原環保部頒布的《目錄》修改為《需要嚴格控制污染的燃料目錄》。”前述業內人士呼吁。

清潔高效利用技術已相當成熟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認為，我國“以煤為主”的由資源稟賦決定的能源格局，在可以預見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無法改變的，只能逐步降低煤炭在整個能源消費中的比重。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難度是最高的，全球都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科技水平，中國不能等待別人的技術支持，要依靠自己，努力開發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可用技術。”賈康強調。

張紹強指出，“煤炭是完全可以清潔化利用的，關鍵是看怎么利用。”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原煤入選率已超70%，連續15年快速增加。同時，已突破大型燃煤超低排放發電技術，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達到了天然氣發電的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值標準，在此基礎上，目前已有超潔凈燃煤電廠示范運行;在工業鍋爐及窯爐方面，已有大量新型高效清潔化工業鍋爐和煙氣一體化協同脫除技術和裝備可實現超低排放。

而從污染物種類角度看，據介紹，目前我國煤炭燃燒產物的控制水平已相當高。如對于煙塵，已可以采用除塵設施收集去除，技術非常成熟，除塵效率可達99.9%以上，特別是電袋聯合和干濕法聯合除塵技術;二氧化硫已可以采用入爐前、爐內噴鈣和煙氣脫硫實施進行脫除凈化;氮氧化物已經可以通過煙氣脫硝設施還原成氮氣排放;對于揮發性有機物，此前在民用散煤的正燒式爐灶內有大量揮發分逃逸，無法克服，但目前的解耦式反燒爐也已能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

張紹強認為，對于實在難以有效治理的居民散煤用戶，可采用相對清潔的能源進行替代，優質無煙煤、固硫抑塵型煤、蘭炭等都是可行的選擇。

構建煤炭行業綠色標準體系

在張紹強看來，當前推廣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最大的障礙就是觀念問題。他指出，此前，消費者和煤企不愿承擔煤炭的外部成本，而將其轉嫁到社會上，造成環境污染。因此，當前要推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百姓的煤炭消費觀念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都需加強。

“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還會倒逼物流轉型，如過去只是簡單地買賣煤炭，未來或成為訂單式，甚至涉及煤炭的清洗加工，這其實是給煤炭行業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會。當前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煤炭行業自身以及社會對煤炭行業的觀念都需要轉變。”張紹強強調。

這一觀點得到了上海煤炭交易所總裁張慧的認同。張慧表示，煤炭因其天然屬性，如含硫量、灰分量等不同而一直處于“非標”狀態，這不僅導致煤炭期貨交割不足5%，也成為煤炭綠色轉型的阻礙。因此，貿易方式的創新對于煤炭綠色轉型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在中國，綠色金融并不排斥煤炭。”復旦大學綠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介紹，據了解，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余熱暖民等余熱余壓利用、燃煤鍋爐節能環保提升改造、煤炭石油等能源的高效清潔化利用，都明確被列在了國內綠色債券發行指引中，得到綠色金融政策支持。

在李志青看來，煤炭行業可以更好地在綠色金融中尋求空間，特別是煤炭行業擁有較好的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基礎，透明度高。“目前國內綠色金融的‘綠色’認定缺乏統一的環境績效評估方法標準。在這樣的窗口期，煤炭行業應該積極應對綠色金融的挑戰和機遇，制定煤炭業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李志青呼吁。

潔煤網CEO裴曉軒則表示，清潔煤行業以國企為主，對于剩下的大量中小企業而言，其發展的痛點在于資金問題和推廣問題。在互聯網經濟時代，煤炭行業應充分利用互聯網在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推廣上發力，提高行業、公眾對煤炭清潔利用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