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企業解決融資難題，一方面，需要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探索新的綠色金融模式;另一方面，需要企業加強風險管理，充分披露環境信息，有助于資本市場對行業改觀，也能改善目前融資難的局面。 

我國環保產業已成為萬億級產業，來自生態環境部的數據表明，2016年全國環保產業銷售收入達到1.15萬億元;2017年環保產業收入1.35萬億元，再創新高，同比增長17.4%;2018年第一季度銷售收入約為2794億元，同比增長15%。但近兩個月來，隨著東方園林發債失敗，神霧環保、盛運環保、凱迪生態等多家環保上市公司債券違約，環保企業普遍反映資本市場遇冷，行業迎來了融資瓶頸。

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任務下，遇到債務危機的環保企業能否走出困境，承擔應盡的責任?近日舉行的2018中國環境產業高峰論壇上，與會企業家對此進行了探討。

債務危機原因何在?

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全面收緊，環保企業資產負債率在走高，也存在資金錯配和期限錯配問題

去年下半年，新一輪去杠桿啟動。今年以來，環保上市公司明顯感受到了去杠桿帶來的影響，各類融資渠道受阻，使得一些公司成為此輪債務危機的“主角”，接連爆發信用風險。

有證券機構分析認為，上一輪違約風險集中爆發是在2016年上半年，主因是企業盈利惡化導致內部現金流下滑;而今年企業信用風險將再次升溫，主要驅動因素為再融資壓力導致的外部現金流萎縮。直接原因是去杠桿導致貨幣收縮，融資環境全面收緊。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委員會主任馬駿認為，雖然總體來看，環保產業處于健康發展的態勢，但也面臨著一些金融風險，比如資產負債率正在走高。一些企業債務違約的原因從短期看，與政策調整有關，但也跟自身風險防控措施不到位相關。

“從環保企業自身角度來說，主要是出現了資金錯配和期限錯配的問題。比如，把短期的借貸拿來做長期的投資。”清新環境總裁張根華表示，同時大多數環保項目還具有期限長、回款慢的特點。

前兩年環保市場好，投資旺盛，這些問題被忽略?，F在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企業的資金儲備影響很大，需要企業做好足夠準備。否則，就會走入高資產負債率的困境。

金州集團董事長蔣超表示，PPP模式就產生了期限不匹配等問題。據記者了解，PPP模式杠桿率較高，前兩年有的項目中，社會資本只用了3%～5%的資本金，就撬動了整個項目。而現在，有的項目連30%~35%甚至50%的融資比例，都無法實現融資。

隨著去杠桿和項目規范，目前的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等對PPP模式失去了投資動力，也影響了參與其中的環保企業。

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認為，去杠桿對民營高科技上市公司造成的影響最大。因為科技型企業普遍缺乏抵押品，去杠桿后能找到什么樣新的融資模式成為環保企業關心的問題。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則表示去杠桿不能“一刀切”，希望對于堅守環境企業價值本質，在發展中追求品質和創新，并擁有較高技術實力和管理能力的企業，金融機構能夠區別對待。

融資難的坎怎么跨?

綠色金融產品不實用，申請過程程序復雜;企業也要加強風險管理、做好信息披露

綠色金融一直是國家倡導的，其在環保行業內也發揮著一定作用。

但此前有環保企業負責人透露，目前的一些綠色金融產品并不實用，申請過程程序復雜，不能解企業燃眉之急。甚至有的機構在完成一兩個綠色金融項目后，就拿來作為自我宣傳的噱頭，并沒有真正將綠色金融產品持續推廣下去。

現在環保行業面臨融資困境，不少企業還是寄希望于綠色金融，希望能夠進一步完善綠色金融體系，使其更好地推動環保產業發展。

清新環境曾于2016年獲得過國家發改委批復的10.9億元綠色債券，張根華表示，企業明顯受益于此。但他也認為，綠色金融對環保行業來說仍不充分，需要配套體系。

對此，馬駿表示，綠色金融體系至少應達到3個目標：一是提高回報率，綠色項目有一定的外部性而回報率不足，政府就應想辦法彌補，達到能接受的回報率;二是降低污染項目的回報率，讓這些項目不賺錢，污染企業退出;三是提高消費者的綠色偏好，不僅政府而且全社會都應激勵綠色投資。如同樣價格，公眾愿意購買清潔產品，這樣環保企業利潤增加，就會有資金進入。

面對環保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有的地方已經在推出新的綠色金融產品，改善這一問題。比如，江蘇省財政廳聯合環保廳與商業銀行合作推出了綠色金融產品 “環保貸”。

其中，以財政風險補償資金池為增信手段，為當地環保企業開展污染防治、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生態保護修復及環保產業發展等提供貸款。當發生償貸風險時，由資金池和銀行按照差別化風險分擔比例共同承擔，以解決環保企業貸款難、利率上浮較大等問題。

解決融資難題，一方面，需要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探索新的綠色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環保企業自身的努力，比如環保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充分，有助于資本市場對行業改觀，也能改善目前融資難的局面。

馬駿對此建議：第一，環保企業要關注尤其要預判各種政策的變化，如地方政府融資政策的變化，以加強企業的風險管理，尤其是債務風險管理。第二，企業要重點研究、跟進綠色金融發展態勢，包括利用綠色債券、綠色資產債券化、綠色基金等多元化的方式來擴大融資，尤其是要更多地利用股權融資渠道。第三，環保上市公司要做好信息披露。

融資難情況下怎么作為?

通過發揮環保企業在環境治理方面的專業性，為項目提供技術支持和服務

目前，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目標下，各地對環境治理存在剛需，但地方政府又沒有足夠資金支持，還是需要撬動社會資本。

但有業內人士透露，在目前融資難的情況下，在PPP模式中，民營環保企業的投資意愿大大降低，有的企業已經轉為項目中的技術支持單位，而不參與投資了。

那么，融資難會影響污染防治攻堅戰嗎?趙笠鈞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PPP模式規范后，項目在減少，但質量在提高?；貧w理性后，優質項目仍然能夠獲得政策支持。

比如，博天環境去年下半年中標的福建南平武夷山市“水美城市”工程PPP項目，在融資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下，仍然獲得了農業發展銀行比基準利率下浮7%的貸款。

趙笠鈞認為，環保產業應該回歸環保的本質，環境問題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問題，追求融資成本低、施治和運營維護成本低，如果這些要求都能達到，環境治理水平還有所提高，政府可以出面幫助企業融資，以降低融資成本。

同時，企業也應利用好自己的優勢，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提供支持。比如，第三方治理和 EPC+O等模式，都是通過發揮環保企業在環境治理方面的專業性，為項目提供更好的服務。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除了模式創新，也離不開技術支撐。環保產業的發展充分說明技術創新的重要性，如我國燃煤電廠經歷1997年、2003年、2011年3次煙氣治理技術升級，排放標準顯著提高，特別是2016年大規模超低排放改造后，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大幅降低，僅為1997年前的5%、2.9%和4.5%。

清新環境也在通過技術創新，幫助電廠在世界上最嚴的排放標準下達標。張根華表示，新的環境標準都以技術作為支撐，環保企業要加強技術研發。目前無論非電還是電力行業，其煙氣治理需求都很大，企業不能搶項目，而是要把項目切實做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