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這是必須邁過的坎，每個產業、每個企業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堅定往前走，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

高質量發展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和現在所處關口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為今后我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務，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外延

趙華林指出，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概念，可以從多角度進行解讀，至少從三個維度進行理解：一是宏觀層面，主要指國民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率;二是中觀層面，主要指產業和區域發展質量;三是微觀層面，主要是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簡單說，就是發展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體現新發展理念，是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發展不再簡單追求量的擴張，而是量質齊升，以質取勝，是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對企業家而言，是以品質求生存，靠品牌打天下;對科技人員而言，是科研投入足，成果轉化好;對老百姓而言，是住得安穩、吃得安全、用得放心。

趙華林認為，高質量發展內涵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高質量。高質量經濟發展階段不再僅僅關注經濟總量和規模，而更加辯證地看待“量”與“質”、“速”與“效”的關系，把評判焦點更多地放在“好不好”問題上。具體來講，高質量發展在經濟總量上表現為產品和勞務的增加，以及經濟總量與規模的蓬勃發展;在經濟結構上表現為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優化;在發展環境上表現為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發展程度的穩定、衛生健康狀況、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的改善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二是改革開放高質量。改革開放已實施40年，前期的成果使我國創造出了中國增長的奇跡。高質量發展下的對內改革要求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進程，促進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進行體制創新，以政府政策改革為突破口創造出聯動效應，帶動更大范圍內的改革與突破;而高質量發展下的對外開放要求我們繼續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擴大與各國的雙向投資與貿易往來，共建更加開放的世界經濟體。三是城鄉發展高質量。高質量城鄉發展的關鍵是城鎮化率的提高，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核心是要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以城市建設為依托，帶動農村發展，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通過幫助農民增收，加大城鄉互動來逐步改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四是生態環境高質量。生態環境的高質量要求人類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以保障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同時盡量消減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污染。高質量發展下，生態環境應得到改善，資源消耗強度應得到降低。五是人民生活高質量。社會民生持續改善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其重要內涵之一。高質量發展下更突出百姓的獲得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包含著生活的幸福度、尊嚴感等多維度的提升，是物質水平和精神水平全方位的高質量。高質量的人民生活在經濟生活中應當是社會人均收入呈棗核狀，各階層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沒有明顯的較大差距;政治生活中，公民都享有并積極行使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社會民主和自由程度較高，法律制度完善;精神文化生活中，人們享有豐富多彩又休閑益智的閑暇生活。

趙華林表示，高質量發展外延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商品和服務質量普遍持續提高的發展。高質量發展應當不斷提供更新、更好的商品和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個性化、不斷升級的需求。二是投入產出效率和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的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志是不斷提高勞動、資本、土地、資源、環境等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和微觀主體的經濟效益，并表現為企業利潤、職工收入、國家稅收的持續增加和勞動就業不斷擴大。三是經濟重大關系協調、循環順暢的發展。高質量發展必須保持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協調和空間布局比較合理，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各環節循環順暢。

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

趙華林還指出，高質量發展對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是勞動力、土地、環境低成本吸引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將制造業轉移到我國?，F在我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持續上升，要素低成本的吸引力、驅動力明顯減弱，正面臨高中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中低端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兩頭擠壓。同時，我國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環境承載能力接近上限，依靠要素低成本的粗放型、低效率增長模式已經不可能持續，現在必須也有條件轉向高質量發展。因此，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優質高效多樣化供給體系，實現供給和需求在新水平上的動態均衡，才能使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

趙華林還認為，高質量發展對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經濟發展方面集中表現為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由于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尤其是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已經超過投資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消費結構也隨之加快升級換代，消費需求已經從滿足數量型轉向追求質量型，但供給結構仍然主要重視量的擴張而忽視質的提高。因此，一方面有不少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居民高品質消費需求卻得不到滿足。居民對高質量的教育、醫療等方面需求，供給缺口也很大。這充分說明，結構性矛盾已經成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也是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必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趙華林稱，高質量發展對基本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有重要意義。國際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要從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關鍵在于實現經濟發展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高這一根本性轉變?，F在，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總體上處在中低端，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不高，源頭創新不足，科技成果轉化渠道不暢，不少關鍵技術依賴進口。我們只有加快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加快推進現代化事業。

趙華林還表示，高質量發展對新時代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總體呈現“大而不強”的特征。面對世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變革，急需提高競爭力，而競爭力提升必須走高質量發展路子。從全球視野看，高質量發展能夠將我國推向國際產業鏈條的中高端，提升經濟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從遠期看，高質量發展將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

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

“經濟發展有其特定規律。高質量發展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過去幾十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規模擴張、外需拉動。最近5年來，我國平均每年凈減少勞動年齡人口數百萬，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上漲12%左右，戰略性資源人均占有量越來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減弱，能源資源消耗剛性增長，環境成本不斷上升，都表明以往那種高速粗放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經濟規模大而不強，結構矛盾突出，第一產業現代化水平不高，第二產業結構不優，特別是先進制造業規模較小，科技創新水平總體不高，優質產業和知名品牌不足。我國經濟總量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發展的動力有待進一步激發。二是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實質性方面的發展差距仍在擴大，城市反哺農村力度不夠。此外，糧食等農產品附加值不高，對高速優質發展的支撐能力不夠強。三是民生領域欠賬較多，城鄉居民收入偏低，教育、醫療、養老等一些領域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礎設施需要提檔升級。四是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仍然突出，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嚴重滯后于經濟建設，政府職能轉變尚不到位，民營經濟活力不夠。雖然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可謂是“換擋不失勢”，徹底拋棄用舊的思維邏輯和方式方法再求高增長的想法，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的重大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中求新、新中求變、進中突破，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趙華林分析稱。

趙華林還指出，同時，高質量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主要是防范化解風險、縮小收入差距、建設美麗中國：一是筑牢基礎防范風險。我國經濟的結構性減速、經濟結構變遷以及經濟增長動力轉化，都為宏觀經濟帶來了較大不確定性，如何化解實體經濟、金融體系以及全方位對外開放中面臨重大風險也將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主動化解風險隱患，加強政府債務管理，重點是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范和處置，堅決打擊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加強薄弱環節監管制度建設，健全風險隱患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二是補齊短板精準扶貧。“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全面建成小康，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更不是少數人的小康，而是要實現所有人，尤其是貧困人口的小康。目前我國脫貧攻堅形勢依然嚴峻，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長期制約作用。要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清除貧困“死角”，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把扶貧和扶志、扶智結合起來，創造更多農村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激發脫貧致富的內在動力。同時，加強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專項治理，加強和改進考核監督，確保脫貧成果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三是民生福祉防范污染。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粗放型增長導致對生態環境巨大破壞。目前，全國空氣質量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僅占1/4，垃圾圍城、垃圾圍村現象普遍。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堅決執行最嚴格環保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行動。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調整運輸結構，推行新能源。三大戰役聯系密切，決不能搞各自為戰、單兵突進。“入之愈深，其進愈難。”攻堅戰面臨的硬骨頭一塊比一塊難啃，要“硬啃”，更要“巧啃”;要有底線思維，更要有“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意識，拿出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扎實有效補短板，全面推進高質量。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金鑰匙，也是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思想。創新發展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動力問題，協調發展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人與自然問題，開放發展解決高質量發展中內外關系問題，共享發展解決高質量發展公平正義問題。

趙華林表示，要使創新驅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是推動創新創造的生力軍。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發展動力決定了經濟發展的速度、效能以及可持續性。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尤為密切?？萍紕撔碌?ldquo;乘數效應”越大，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就越大，發展質量也就越高。過去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資源和引進模仿換來的，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不但不能實現由速度型向質量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變，也是難以為繼的。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新時代，就必須堅持創新理念，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航天、深海、高鐵等技術領域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創新團隊;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趙華林還表示，要使協調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協調是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內在要求。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必須轉向協調發展，以增強經濟發展的整體性，使新時代的產業結構、供求結構、區域空間結構以及相應的發展戰略趨向均衡。因此，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大力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重點促進城鄉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

趙華林還認為，要使綠色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遵循。綠色發展是新時代我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志。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意味著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意味著對過去粗放式發展方式的反思。過去的幾十年，我國經濟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問題。要用“綠色、生態、環保”的理念引導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全社會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實施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加快形成促進綠色發展的政策導向、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發展綠色金融，促進節能環保、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等綠色產業發展，倡導綠色出行等綠色消費方式，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努力使綠色發展成為普遍形態，天更藍、水更綠、山更青，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

趙華林還指出，要使開放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選擇。堅持開放發展，就是要堅持奉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對外貿易布局、對外投資布局，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新時代，我國開放的大門會越打越開，進一步推動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降低準入門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吸引更多資本，充分借鑒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管理方式，引進先進技術，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

趙華林強調，要使共享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共享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要讓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提高、不斷提高，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堅持共享發展，意味著發展重心由效率優先轉向兼顧效率與公平，意味著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實現高質量發展就需要積極踐行共享發展理念。

高質量發展的思路舉措

趙華林還強調，要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時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創新動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新引擎、構建新支撐。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部署，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重點做好“三去一降一補”，同時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需要運用結構性政策進行供給側調整，促使資源通過競爭性市場機制更多地流向現代高技術產業中的創新企業。“立”一是通過人力資源和科技投入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增加高質量部門的供給;二是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利用其改造傳統部門;三是以優質的技術創新類資產為基礎，通過金融部門的資產證券化，為社會提供更多質量更高、收益更穩的可投資資產。“降”，是為了以此優化實體經濟發展環境，提高實體經濟投資的回報率，增加其投資吸引力和競爭力。

趙華林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切實提升對高質量發展重要性的認識，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的根本要求，不斷增強對經濟工作的學習研判和領導能力，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確保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5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意見》深入貫徹對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提出明確要求。《意見》的制定實施，對充分調動和激發干部隊伍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下一步，各級黨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確保這項制度落到實處、取得實效。

趙華林還強調，只有建立科學、合理、完善的制度體系，才能持續健康地推進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完善各項政策制度，另一方面要做好“最后一公里”落地工作，確保實踐中各項政策真正落到實處。中央國家機關要按照黨中央統一要求，積極探索，創造性建立完善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標準體系和統計體系。地方政府企業單位要因地制宜，結合實際抓好貫徹落實，用好績效評價、政績考核的指揮棒，保證政府在高質量發展中扮演好“舵手”角色。切忌說起來高質量，抓起來低效率，更不能換個說法，提個口號，沒有實質性動作。要充分發揮中央機關、地方黨委政府各自作用，真正形成上下聯動、條塊結合、相互支撐的工作合力，營造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整體合力。

趙華林強調指出，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有機統一的，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解決好民生問題，發展的動力才能更強勁、更持續，高質量的發展才有保障。民生是“試金石”，檢驗發展質量高低的根本標準就是人民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要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著眼點和著力點。認真傾聽民聲，堅持問題導向，針對一個個具體民生問題精準施策。要在做實做細民生工作上聚焦聚力，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住房、醫療衛生、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等問題，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給人民帶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趙華林還認為，要全面認識高質量發展和增長速度的關系，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努力實現體現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增長速度。過去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依靠人口紅利，經濟發展強調“快”，越快越好。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好”與“快”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質量肯定是要優先保證的，速度肯定要逐漸降下去的。

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長遠目標，任務艱巨、前景美好，我們必須從當前抓起，穩步推進，久久為功，砥礪奮進，實現目標。(作者系國務院國資委副部長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