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生態環境部再發重磅消息，通報了哈爾濱等4市大氣污染防治不力問題的問責情況，多位責任人被問責。

對于新組建的生態環境部，外界的一個明顯印象是，通報相關問題的頻次明顯提升。

綜合來看，相關通報涉及大氣污染、非法轉移傾倒危廢、水污染、篡改數據、超標排放、工作滯后、虛假整改等方方面面，既有企業污染行為，也有地方不作為、慢作為的問題。

可別小看了這一紙通報。對于基層的黨委政府來說，轄區環境問題被生態環境部通報，絕對是大事，“壓力山大”。

很多情況下，通報過后，緊接著的就是問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認為，在“黨政同責”的壓力下，各地對通報情況非常重視。

他說，從公布的問責情況來看，省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親自批示，紀委、監察委均介入了問題處理，那些沒有履行好保護生態環境職責的，不管是企業，還是地方黨委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一定會依法受到嚴厲追責問責。

對哈爾濱等4市專項督察發現的問題被生態環境部通報后，65名責任人被問責，其中廳級干部8人，處級39人。

山西三維集團污染問題被生態環境部通報并掛牌督辦后，洪洞縣長等7名責任人被免職，洪洞縣副縣長徐玉等8名責任人被停職。

邯鄲市因秋冬季環境空氣質量考核不合格被生態環境部通報后，邯鄲市分管副市長被誡勉談話，磁縣、邯鄲市永年區、武安市黨政“一把手”被處分。

這些問責案例，使得基層黨政領導干部意識到，環境保護的牙齒長出來了，而且是“獠牙”，要么不咬，咬住就不放。

“這種密集通報，有利于在全國形成一種氣貫長虹的強輿論場和高壓態勢。”北京林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生態法研究中心主任楊朝霞告訴記者，通報形成的輿論壓力不容忽視。

楊朝霞解釋說，習總書記最近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正是這樣的時代潮流，公開通報有利于讓各地真正將認識提升到這個高度，從而將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切實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多位長期跟蹤我國生態環境管理研究的人士向本報介紹，公開通報對于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意義重大。

以此次被通報的哈爾濱市為例，2014 年12 月，原環境保護部就曾對其政府負責人進行約談，并建議其對工業企業開展全面排查。2015年、2016年，哈爾濱等地秸稈焚燒問題多次出現問題，成為“頑疾”。而2017年，環境保護部在哈爾濱市現場督查期間，發現百余家企業存在環境問題。2017年11月，原環境保護部聯合黑龍江省政府再次約談哈爾濱，目的就是要讓地方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真抓、真重視、真負責。落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推動突出環境問題解決，就是要在這樣一次一次的通報、約談、問責中不斷推進。

“對這些問題進行通報具有典型意義。”常紀文認為，這些被通報的問題都是各領域的典型問題、突出問題，抓住這些典型環境違法案例，有利于以點帶面，解決當前突出的環境問題。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包存寬認為，生態環境部密集通報，本身就是一種積極的履責行為。

包存寬告訴記者，國務院機構改革后，生態環境部的職能非常明確，基本職責定位就是“監管”。地方黨委和政府是當地生態環境保護的責任者，地方工作是否到位，需要生態環境部門來監管。

“生態環境部通報的情況表明，地方在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中，還存在說一套、做一套，得過且過、敷衍應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虛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問題，污染防治不力的問題還比較普遍，污染防治攻堅戰任重而道遠!”楊朝霞說。

在楊朝霞看來，這些通報，反過來也說明，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和生態文明法治建設依然有待進一步健全。下一步，如何從“中央高壓推動”走向“地方主動執法”，如何從“政府責任”走向“黨政同責”，如何從“黨政主導”走向“社會參與”，如何從“自上而下”走向 “自下而上”，如何讓企業從“被動守法”走向“自動遵法”，是必須著力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通報問題的目的是讓大家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常紀文告訴記者，在污染防治攻堅階段，圍繞七大攻堅戰役類似的通報會常態化，對于態度不端正、敷衍整改的，應持續通報。

對此，包存寬表達了同樣的見解。他認為，在一些突出環境問題未解決之前，生態環境部的密集通報必須也一定會常態化，這是職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