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環境違法，股市反應真的太強烈了，以前頂多下跌1~2個百分點，最近動不動就跌停。”一位資深股票投資者感慨道。

最新一期《中國環境管理》的一份研究報告給出結論：在環保處罰公示當日，調查的49家“兩高”(高污染、高能耗)上市公司股價大幅下跌，帶來顯著為負的異常收益率，最多的下跌了7.72%，并且這種影響可以持續到次日。

上市公司違法屢禁不止

近一個月來，多家上市公司和掛牌公司因環保問題領到罰單。

4月17日，山西三維集團違規傾倒、排放工業廢渣、廢水，嚴重破壞周邊生態環境，被媒體曝光。生態環境部已第一時間將三維集團環境違法信息通報證監會，并依據上市公司環境違法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對其進行聯合查處。

4月20日，江蘇輝豐生物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輝豐股份)因違反環保規定被生態環境部通報。通報顯示，輝豐股份存在非法處置危險廢物、違規轉移和貯存危險廢物、長期偷排高濃度有毒有害廢水以及治污設施不正常運行等問題。

記者初步統計，近一個月來，凱馬B、廣濟藥業、和勝股份、龍蟒佰利、輝豐股份、南京熊貓等6家上市公司和掛牌公司發布了涉及環保的處罰整改公告，罰款金額累計近4000萬元。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王依和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龔新宇研究發現，2006年~2015 年這10年間，受到環保處罰的上市公司從 29 家上升至198 家，受到環保處罰的上市公司數量逐年遞增。

研究報告指出，如此眾多的環保處罰，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環境違規行為增多，但與國家的政策結合考慮，環保處罰事件的增加更多地反映出環境規制強度的加強和執法力度的加大。

股價從不為所動到應聲下跌

目前，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上市公司發展中的掣肘，部分上市公司或因此而陷入股價下跌的怪圈，或是重組融資受阻。2010年、2013年、2015年，歸真堂就因活熊取膽問題3次申請上市，均告失敗。

企業環保違規事件對市值形成一種負面沖擊。有研究人員發現，與國外股票市場相比，我國現有關于環保違規的市場反應，經歷了從市值不受影響到應聲下跌的過程。

研究人員王遙和李哲媛以我國 2003年~2012 年 3 月上市公司 149 起環境事件為樣本，檢驗了我國股票市場的綠色有效性，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環境事故和未通過環保核查等負面信息的披露還沒有成為股票價格下行的顯著信號。

研究人員陳燕紅和張超以我國上市公司 2000年~2015 年發生的90 起環境污染事件為樣本，研究了污染事件披露后的股價響應， 認為負面的環保信息不能對企業股價造成十分顯著且持久的影響，投資者對該類信息的反應相對不足。

在此基礎上，王依、龔新宇手工搜集了2007年~2017年49家“兩高”上市公司的67個環保處罰樣本，涉及化工、鋼鐵、煤炭開采等6個行業，估算了每個環保處罰事件給企業帶來的市值損失。

研究發現，在環保處罰公示當日，股價大幅下跌，帶來顯著為負的異常收益率，最多的下跌了 7.72%，并且這種影響可以持續到次日。從事件日后的第二天開始，這種負面影響不再顯著，表現為平均異常收益率不再顯著。但其造成的股價下跌是短時間內無法恢復的，因其累積平均異常收益率持續顯著為負。在市值損失方面，67家上市公司平均損失了約 2.85億元，最多的損失了約 48.5億元，整個樣本的總市值損失約為 191億元。

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完善

之前上市公司股價不為所動的重要原因是，投資者及社會公眾難以獲知上市公司環境污染信息，投資導向監督和社會監督難以發揮威力。股價應聲下跌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正逐步建立和完善。

過去幾年間，在各方的共同推動下，中國綠色金融已上升為國家戰略。去年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等七部委聯合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證監會修訂并公布了公開發行證券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準則，到2020年年底所有上市公司都將被要求進行環境信息披露。

但目前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處。比如沒有明確統一的環境信息披露格式;強制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的情形還較少，多數還是以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為主;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相關信息等。

深交所經核查發現，山西三維2016年度報告和2017年度半年度報告均未披露在報告期內多次受到環保部門行政處罰的信息。

北京林業大學生態法研究中心主任楊朝霞建議，在法律上，應加快推進金融立法的生態化，重點是及時修改《證券法》，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有關環境信息。具體而言，可優先在冶煉、鋼鐵、化工、水泥、造紙、印染等重污染行業開展試點，不斷總結經驗，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綠色金融方面的專門性部門規章乃至行政法規。條件成熟時，還應修改《環境保護法》，切實規定綠色金融制度，從而形成健全完善的綠色金融立法體系，使綠色金融真正成為能落地生根的法律制度。

通過對違反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義務的金融懲處，讓“環境違法風險”切實轉換為“融資和財務風險”。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制度設計，使綠色企業的融資成本低于同等條件下的非綠企業，并加強對綠色企業上市融資的支持、服務和激勵，讓“環境守法行為”變為“融資和財務利好”。此外，還應不斷完善環境信息公開機制，盡快建立環保部門與交易所的環境信息共享機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