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等7省（市）統一對外公布了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移交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的問責情況。
　　同步移交的91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直接指向了地方黨委和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的不作為、慢作為和亂作為。與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相比，從具體問責人數、問責情形和問責人員分布來看，此次問責的層級更高、力度更大，同時更加突出領導責任和“黨政同責、一崗雙責”。
　　共性問題引深思，個別問題很惡劣
　　管理水平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與城市發展不協調、不同步，造成了水環境污染、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等問題，是此次移交問題中的一個重點。
　　北京市水污染治理工作滯后，高安屯餐廚垃圾處理廠滲濾液去向不明；上海市部分垃圾滲濾液長期超標納管排放或直排環境，嘉定區安亭生活垃圾綜合處理廠違規作業，污染嚴重；重慶市城市垃圾填埋場滲濾液違法處置……
　　如上所述，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向3個直轄市移交的責任追究問題，都涉及到了城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短板，如何實現城市建設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統一，是各省（市）必須面對的課題。
　　相比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此次移交的責任追究問題中涉及水污染防治的比例較高，這得益于2013年以來我國對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不斷深入和加碼，同時也使各省（市）在水環境保護方面看到了差距和短板。
　　以廣東為例，移交的問題中就包括了練江水質長期重度污染、石馬河東莞段水質惡化嚴重、茅洲河水質污染嚴重等多個涉水問題。同樣，有著“千湖之省”美譽的湖北，也被指湖泊圍欄圍網養殖和珍珠養殖取締拆除工作滯后、東荊河潛江段水環境污染嚴重等。
　　此外，重發展輕保護現象，在此次公開的問題中依然存在。
　　湖北省武漢市違規填湖占湖問題，新洲區重發展輕保護、環境管理突出問題；陜西省西咸新區重開發、輕保護問題；廣東省韶關南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違規開發旅游、采石等生態破壞等問題，均反映出地方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只管圈地掙錢，不管生態環境保護等錯誤的發展理念。
　　除了共性問題，7省（市）公開的移交問題中也有個別突出問題性質惡劣，值得關注。
　　如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局部生態破壞嚴重，湖北省過剩行業產能置換工作弄虛作假，陜西省渭南市違規出臺阻礙環境執法的“土政策”等問題，不僅直指相關地方主管領導和相關部門的不作為、慢作為等行為，更反映出這些部門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大背景下，認識和行動依然跟不上，怠于履職，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造成阻礙。
　　省部級領導干部被問責 ，“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不容漠視
　　7省（市）被問責的1048人中，廳級以上干部為162人，其中正廳級干部為56人。相比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的問責情況，這些數據直接體現出此次問責的力度更大，層級更高。
　　雖然1048的總人數相比第一批8省區的1140有所減少，但是162人的廳級以上干部卻比第一批的130人有所增加，同時正廳級的56人也比第一批的24人增加一倍以上。
　　值得關注的是，3名省部級領導干部首次出現在了此次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的名單中。因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局部生態破壞嚴重，甘肅省政府黨組成員、副省長楊子興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李榮燦和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羅笑虎分別被約談，并被嚴肅批評。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一個，可以警醒一片。事實上，案件移交和問責的過程，也強有力地傳導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壓力。以湖北省為例，此次問責221人，位居所有省（市）之首，18個調查組在問責過程中談話人次超過4500人。湖北省委、省政府對各級黨委政府也提出了堅決扛起政治責任、扛牢主體責任、履行監管責任和落實監督責任。
　　另一方面，1048人中，有692人在典型案例中被“指名道姓”，這其中黨政“一把手”占比增高，這也說明了各省（市）在問責過程中越來越突出領導責任，發出了“黨政同責”“一崗雙責”不容漠視的強烈警示。
　　時任汕頭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茂輝因練江水質長期重度污染問題被誡勉；時任洪湖市委副書記、市長黃勇因洪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違法違規養殖突出問題被行政記過處分；時任戶縣縣長張永潮因西安市戶縣違法違規審批礦產資源開發項目問題被行政記過……
　　“時任”兩字的頻繁出現，也時刻警醒著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要“終身追責”，不可能輕易“翻篇兒”。
　　此外，從問責人員分布來看，此次在黨委政府有關部門中，環保部門的占比約為13%，低于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17%左右的比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督察組在移交責任追究問題時更加注重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地方黨委政府“大生態、大環保”和“一崗雙責”的意識正在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