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近日正式發布《關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明確要建立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全程分類體系，逐步徹底解決“混裝混運”等問題。《方案》中有哪些亮點，應如何理解？本報記者專訪了相關專家。
◆本報記者張春燕
中國環境報：上海市出臺《方案》的背景是什么？
李志青：上海市在建立垃圾分類“綠色賬戶”7年后，推出這一帶有明顯“強制性和硬約束”的垃圾治理新政，既有點突然，同時也是事出必然。其中最大的必然性就是在面對垃圾處理的巨大“供需缺口”后，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已經在土地空間、環境質量等方面令各地不堪重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潛在威脅。因此，著眼于真正“減量化、再回收和再利用”的垃圾處理模式就成為上海未來發展的“唯一選擇”。
中國環境報：《方案》中有哪些重點值得關注？
李志青：就本次實施方案而言，有幾個方面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比如垃圾投放的“定時定點”。《方案》指出要在2020年全面實行垃圾投放的“定時定點”，即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扔垃圾。嚴格來說，定時定點的前面應該加上“分類”，也就是對于不同類別的垃圾實行“定時定點”的投放和清運制度，這與日本、德國等國家實施的制度是非常類似的。“定時定點”的核心是在企業端降低成本和負擔，同時提高居民端的成本。
“定時定點”有利于企業的“分類清運”，避免出現以往“混裝混運”的現象，提高企業清運和處理垃圾的規模效應和效率；同時，“定時定點”將倒逼居民養成新的習慣。這并不是在為難居民，而是通過降低居民扔垃圾的便利性，來提高居民扔垃圾的“交易成本”（包括分類、扔棄等），從而進一步推動形成少扔垃圾的行為習慣，從源頭實現垃圾的減量化。
盡管這個實施方案并沒有對社區和公共場所的垃圾桶擺放做出規定，但從德、日等國的實踐中可以發現，不僅要通過“定時定點”，而且要通過減少垃圾桶擺放數量來全面提高產生垃圾的“成本”，從經濟上倒逼公眾踐行垃圾“減量化”。對此，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垃圾分類制度背后的經濟屬性，不能忽視經濟激勵驅動行為轉變的基本規律。
再比如，垃圾清運過程“混裝混運”。公眾對當前垃圾分類制度最大的詬病之一就是強調前端分類，而忽視后端的分類清運，這極大地打擊了公眾開展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對此，《方案》要求相關垃圾清運企業堅決杜絕“混裝混運”，一經發現嚴肅處理。
分類清運不僅能保障投放階段分類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關系到后續階段在垃圾分類基礎上，開展無害化處理、資源回收等流程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僅從清運公司的角度看，“混裝混運”成本低，但就全社會而言，則會浪費大量資源。因此，既要通過監督監管來杜絕此類行為，同時要深入研究垃圾清運和資源回收利用等環節的市場和供應鏈關系，建立一套有利于推動垃圾分類清運和回收利用的有效體制機制，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環境報：《方案》中提到的“區內循環”，您怎么看？
李志青：這個《方案》中明確提出了垃圾“區內循環”的新方向，明確“分類處理體系要實現全市“大循環”、區內“中循環”、鎮（鄉）“小循環”。
長期以來，垃圾處理設施設備的建設經常面臨“鄰避效應”，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傳統的垃圾處理“區外循環”，也就是本地垃圾異地處理，使得處理垃圾的地區往往承擔較高的環境成本，從而有失社會公平。為此，逐步形成垃圾處理在“區內循環”，實則是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基礎上，將源頭減量與末端治理結合起來，垃圾多的區域有必要將垃圾處理的成本內部化。
故此，在未來，不僅上海的垃圾不能外運，而且，上海本地各區縣的垃圾也得就地消化。表面上看，這將提高垃圾處理的成本，降低規模效應，但實際上，這也會倒逼本地公眾開展垃圾的減量化，從而取得較好的社會整體效益。
總體而言，垃圾分類和處理問題是當前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痛點”，我們既要依靠政府推行強制性的制度來規范和改變公眾的垃圾投放習慣，同時也必須多管齊下，在完善市場機制和宣傳教育等方面采取激勵和引導措施，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到改善和保護環境的行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