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觀鳥協會組織的觀鳥活動已成為環境教育的新載體。 資料圖片
　　關注一
　　生態環境教育工作缺乏法律保障
　　課表里沒有專門的環境保護課程；“品德與社會”課程涵蓋面廣，涉及環保內容少；學校針對少兒的環保活動非常有限……缺失的環境教育影響了下一代成長。
　　當前生態環境教育工作主要通過政府文件布置、依靠領導重視推動，存在“觀念重于實踐、政府行為重于民眾行為、政策性重于自覺性、宣傳性重于教育性、知識傳授重于素質培養、課堂教學重于社會參與”等問題，導致生態環境教育“虛化”和“弱化”。
　　全國人大代表石慧芬給記者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由于長期以來社會公眾普遍存在環境知識缺乏，比如垃圾分類這類公民環保義務，因為“不了解”、“不理解”環境保護工作，所以“不能自覺主動參與”環境保護的實踐行動。
　　“環境問題主要源于人們的知識缺乏與不關心。”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上發布的《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標志著國際環境教育的誕生。
　　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審議通過了第一部環境保護的綜合性規章《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搭起了中國環境教育概念的基本框架。
　　經過40多年的發展進步，已經形成特色分明，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環境教育體系：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導、各部門分工合作、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環境教育體制格局；各級環境宣教機構網絡不斷健全；環境學校和社會教育體系基本形成，創建了一批綠色學校、綠色社區，開展了大量形式多樣、內涵豐富、影響深遠的環境教育活動；能力建設水平顯著提升，財政和社會對環境教育投入不斷加大。
　　新《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環境保護宣傳和普及工作”，“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當將環境保護知識納入學校教育內容”，“新聞媒體應當開展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環境保護知識的宣傳，對環境違法行為進行輿論監督”。
　　在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溫娟看來，這些法律規定只是強調了“應當”，比較宏觀，無細化要求，缺少一部解決環境教育“虛化”和“弱化”問題的法律。
　　石慧芬分析說，由于目前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對政府部門生態環境法制宣傳職責和管理、經費保障等方面做出相應規定。同時，未明確各級層面的環境教育主管機構、環境教育對象、內容、方式等，尤其是對政府各部門在開展環境教育合作等方面未提出相關要求，未形成“環境大宣教”的格局，在推進培育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阻力，一些部門或單位認為環境教育僅僅只是環保部門的職責。
　　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面臨巨大挑戰，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對于下一代要加強環境教育，建議在全國中小學課程中增加生態文明建設或環保實踐課程，從小培養中小學生良好的環境意識和環保習慣，并適時就環境教育立法，以法律保障環境教育的實施。
　　關注二
　　國外已有生態環境教育立法先例
　　由于缺乏環境教育立法，我國的環境教育水平提升緩慢，與立法的環境教育先進國家和地區的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
　　“通過專門立法，使生態環境教育工作有法可依、有規可循，推動生態環境教育工作不斷深入。”溫娟提出自己的建議。
　　從國際上來看，美國、巴西、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十幾個國家均制定了環境教育法，極大地推動了各國環境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公眾對環保事業的熱情和參與水平。完備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已成為國際環境教育發展的一個總趨勢。
　　我國寧夏、天津已出臺了環境教育地方法規，浙江、湖北、福建、廣東等多地正積極開展立法調研論證。這些地方探索為制定國家生態環境教育法積累了立法經驗。
　　環境教育立法的時機已經成熟。近年來，國內公眾對環境教育立法的呼聲也很高，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五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曾多次建言環境教育立法，這也是貫徹落實黨關于生態環境保護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標和新部署的重要行動。
　　在石慧芬看來，提高全民生態文明意識，要從娃娃和青少年抓起，從家庭、學校教育抓起，把生態文明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干部教育培訓體系。開展生態環境教育立法工作是落實中央關于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具體實踐。
　　“一些基層干部對于生態文明的認識多停留在綠化和環保層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缺乏深層次的理解，缺少科學的規劃設計，在缺失了監測、診斷、評估、規劃的情況下，出現了一些盲目的工程項目，整體效果未能有效顯現出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兼聯絡部部長李靄君針對生態環境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加強全民生態文明意識的教育工作需要擺在生態文明建設重中之重的位置。”
　　關注三
　　建立有效保障機制
　　教育可以使環境保護深入人心，外化于行，深化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立法。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生態環境教育立法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成為專注生態環境的代表委員的一致呼聲。
　　溫娟建議，應該盡快啟動立法調研工作，相關部門著手起草立法草案。草案應在部門職責和管理、經費保障、人才培養、法律責任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
　　石慧芬建議，將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宣傳教育知識進校園進課堂活動納入立法工作，用立法的形式確立環境法律法規宣傳教育知識進校園進課堂活動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環境教育的順利開展。
　　鑒于當前未對環境保護教育單獨設立課程，李靄君建議，建立生態文明學術研究體系，加強理論研究，與實踐同步開展，互為指導；加強生態文明學科建設，積極實施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生態文明意識和自覺性；編寫生態文明叢書，在大專院校設立生態文明專業，系統建立生態文明課程體系；在中小學開設“生態文明”課程，提高全民生態文明意識。
　　同時，著手編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宣傳教育知識進校園進課堂活動教材、宣傳資料，開展師資培訓，讓廣大中學生或者大中專學生對環境保護的形勢、突出問題、重要性等知識進行全面了解，并進一步掌握，推動他們切實參與到環境保護的行動中來。
　　全國人大代表、致公黨廣東省委副主委李秉記認為，要確立環境教育作為全民終身教育的地位，對黨委政府、學校、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公民等各主體的法律責任應有明確的、盡可能量化的規定，既要強調法律約束力，也要體現執法監督的嚴肅性。
　　溫娟建議，為保證可操作性，生態環境教育立法應對生態環境教育內容的科學性、真實性、時效性及相關考核辦法分對象進行規范和要求。應鼓勵中小學校結合教學實際和青少年年齡特點，積極推動生態環境基礎知識的學習，建立分階段生態環境教育機制，通過互動參與、研究性學習、戶外實踐等多種方式加強生態環境學習，鼓勵受教育者到自然環境中去接受教育。
　　同時，應考核大中小學及幼兒園實施生態環境教育的周期、小時數、執行主體等，對教師參加生態環境教育培訓和開展生態環境教育活動也應提出具體規定。
　　李秉記認為，環境教育立法應立足于未來實施的基礎性支持體系建設，將基礎性支持體系建設目標與立法工作進程相銜接，制定相配套的實施細則或辦法，確保環境教育法一旦出臺就能夠順利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