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亞雄：謝謝。我們這次污染源普查確實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除了管理人員以外，還包括普查員、普查指導員和第三方機構等。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大概用了57萬名普查員，因為這一次工作量比第一次大，初步估計普查員數量大約需要60萬名左右。這些普查員怎么篩選，我們考慮普查工作實際需要，以及當前環保工作基礎，現在全國有比較多的環保網格員，或者是環保管理員，他們對自己負責區域里面的污染源狀況比較清楚，讓他們參與有利于摸清各個網格（普查小區）的污染源狀況，所以我們期望將他們作為普查員優先選取的對象。這是利用網格員開展普查的第一個優勢。第二個優勢是，網格員隊伍相對穩定，能夠為今后普查數據更新提供直接支持。剛才在回答第一個問題中關于成果時，我們期望有一個能動態更新的污染源名錄庫的成果。但是污染源普查工作只有三年時間，三年結束以后這個臨時機構就要撤銷。這個機構就沒有了，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名錄庫動態更新呢？那就要依靠這些網格員，繼續從事污染源的清理工作。我們在采集軟件設計中就要提出這樣一個要求，留出這樣的接口，就是當網格員發現新的污染源，可以馬上通過一定的程序將其增補入名錄庫。我們大家想一想，全國這么多的網格（普查小區），如果每個網格員都能發動起來的話，就能夠隨時把新出現的污染源及時整理上報。為此，我們期望這些人參加到普查工作之中。
　　第二個力量，期望能有高中以上文化，特別是大中專生，他們能進入到普查隊伍里面來。我們分析了一下，這也是可能的。據統計，現在在校大中專生大概有3700萬，有1％的參與進來，也有30多萬（37萬），再加上網格員，基本上能滿足60萬的要求。這些人有什么好處呢？剛才講這次污染源普查要采用先進的手段，使用先進的工具。這次現場采集要用手持移動終端，就是PDA。普查可能要用國內一些先進的PDA產品。這些大中專生群體是善于使用這種工具的。如果這兩方面充分結合起來，基本上能滿足普查員的要求。
　　至于對普查員的具體要求，我想干好普查工作需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有專業知識，要求他們還是要懂得一定的環境專業知識。第二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能把這些專業知識用到工作上去。第三要有責任心，有專業知識和工作能力，但是不想干好，沒有責任心，那么這個普查員也不稱職。所以責任心很重要。
　　我們期望能選聘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來做污染源普查工作，謝謝。
　　路透社：在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時候發現了590萬個污染源，您預測在第二次普查中污染源的數量會有什么變化？普查是否能反映出中國環境質量改善情況？還有您剛才說可能會用一些手持移動終端，或其他類似產品服務普查工作，那是不是意味著60萬人人手一臺？
　　洪亞雄：謝謝。你記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確實是592萬家的污染源，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對象和范圍，跟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有所區別。所以在污染源的各個門類里面，數量不盡相同，但是總量要比第一次普查多。
　　首先說工業源，根據初步篩選結果，工業源大概是740萬家左右，農業源大概是100萬家左右，生活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設施調查對象加起來大約是50萬個。綜合來看，大致有900萬個源需要入戶調查。這些數據都要在清查中予以確認。所以這次普查從數量上來說，要比第一次普查多得多，尤其對工業源要求全覆蓋，所以這個量增加非常大。
　　第二，污染源普查數據真實反映環境質量狀況，這是我們的工作要求。在污染源普查初步設計時，剛才跟大家報告了，最后的排放量要用第三方校核，方法有很多。比如從微觀來說，企業的排放與生產經營狀況和治理水平是不是相一致，如果從微觀上相一致，再從中觀層面來說，這個污染物排放量與所在區域里面社會經濟活動水平是不是相一致，如果社會經濟活動很活躍，排放量又很少，這個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核查校驗。
　　第三，要看這個污染物排放數據與環境質量有沒有一個很好的耦合關系。如果匯總起來的排放量很低，環境質量很差，就說明排放量和環境質量指標之間耦合關系不好。所以需要充分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力求這次污染源普查數據能夠真實可靠，為改善環境質量提供支持。
　　關于手持移動終端（PDA），國家統計局在開展經濟普查和農業普查時進行了應用。這次普查根據我們的整體設計方案需要進行采購，具體數量根據我們普查員數量和入戶調查時間確定。
　　手持移動終端不是每個普查員人手一個，是按照普查小區分配。因為每個普查小區，去普查的普查員不是一個，一般是兩個或兩個以上。應該來說是一個普查小組有一個手持移動終端。需要多少臺呢？要根據工作量，因為普查經費保障是分級保障，信息化建設是按照“兩級部署、五級應用”的方式來布置的，這次主要是地方采購招標。最終有多少，目前還沒有一個確數，但是有一個估數，大概30萬臺左右。謝謝。
　　新京報：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相比第一次有什么難點，針對這些難點有何對策？尤其是在國務院機構改革后，生態環境部職能得以強化，在這個前提下，跟第一次普查相比，這次普查有什么不同？普查結果有什么意義和用途？
　　洪亞雄：謝謝。從前年12月底的時候，部黨組讓我擔任普查辦主任，我就在一直思考這個問題。去年做了一年的工作，正如你所說，普查工作我總結了這么幾個字，就是普查工作事情多、事情雜、事情難。對這次新聞發布會，我還是稍微準備了一下，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有記者問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難點在哪里，我該如何回答。我思考了很長時間，發現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它的難點太多，貫穿整個工作的始終，每一個階段都有每一個階段的難點。我剛才很簡單的說的一句話，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的工作和難度在那里，比如說圍繞環境質量確定要普查的污染物，這件事情就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對全國的環境質量進行深入的分析，才能確定這次污染源普查的污染物是哪一些，然后就是由這些污染物來如何確定污染源，工作過程中我們想了好多辦法，最后找到比較可行的方法。許多事情都是在具體工作推進當中去發現問題，發現難點，然后在具體實踐中探索出較好的方法來解決。當前工作進行到清查階段，我們已經把我們的數據下發到地方去清查，現在地方正在開展清查，這個階段也將會陸續出現一些難點。正在進行的試點，也會不斷發現問題和難點。下一步入戶調查，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有什么樣的難點，現在還不知道。總之，普查工作就是不斷發現難點并不斷解決難點的過程。普查辦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建立了一個全國污染源普查大群，在這個大群里面大家都可以提問，提完問題以后我們收集，收集完了以后能回答的就在群里面回答，不能回答的下來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再去告訴大家如何去干。所以這些問題和難點是一個一個的發現，一個一個的克服。
　　關于與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的區別，應該來說，在普查對象、普查范圍、普查工作方法、普查結果成果上都有一些差別。剛才已經介紹了一下成果里面除了有一套數外，還有一個可以用數字地圖進行表達一張圖和一套科學的核算方法。應該來說跟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還是有比較多的區別，謝謝。
　　中國青年報：您談到獲得了700多萬家污染源數據，包不包括散亂污企業？另外，我發現，統計局等部門每年會有一些污染物數據的統計，另外在“十二五”、“十三五”等時間節點上，也會有一些減排數據的公布，如果這些數據跟普查數據有較大出入怎么辦？
　　洪亞雄：謝謝。問題提的非常好，污染源普查我們說要全覆蓋，就像人口普查一樣，戶籍人口都有登記，關鍵的是那些非戶籍人口怎么辦，也要查清楚。污染源普查也是一樣，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都有登記了，稅務部門都有登記了，這些企業都比較好辦，都是正規的，都有法人代表。最怕的就是那些散亂污，散亂污的這些企業往往他的排放沒有經過治理，是正規企業排放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所以把這些散亂污企業搞清楚，也是這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力圖要做的一件事情，怎么解決呢？
　　剛才已經講了這次污染源普查匯集了各個部門數據，這些數據拿來了以后，通過清洗比對，會發現一些行業比如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是不排污的，要將這類對象篩選掉，清洗完之后有將近740萬家的數據。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通過清查進行摸排。我們已經把我們初步清洗的數據根據地區代碼下發到各省，各省再把這個數據下發給市和縣，由他們進行摸排，主要做兩件事，一是去粗存真，二是查漏補缺。所謂去粗存真，就是清查名單下去后，對于有些企業死掉了，有些企業不生產了，把這些企業剔除，留下來這些就是2017年在生產的。所謂查漏補缺，就是把不在名單中的企業加上來。這就是為什么希望那些網格員來參加的原因，因為他們對所屬小區的情況非常清楚，對于清單里面沒有的，而又實際存在的企業按程序補進來，清查軟件里面都留有接口，把去粗存真的接口、查漏補缺的接口都留下了。清查目的就是期望這些散亂污企業都能夠補充進來。
　　你問部門數據與普查數據有沒有矛盾，我覺得像工商總局、稅務總局、質檢總局等等這些部門提供的數據里面沒有排放的數據，所以不存在與排放數據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這樣的問題，這個數據里面你有的我沒有，我有的你沒有，我們的態度是兼收并蓄，為什么要把所有的數據拿過來，是因為要做并集。最后拿過來數據是各個部門數據的一個并集，在這個基礎上去篩查污染源的名錄。
　　關于普查數據跟統計部門的排放數據以及與 “十二五”、“十三五”減排數據是否有矛盾。首先說統計局，國家統計局沒有一個專門環境方面的統計隊伍，統計部門公布的排放數據都來自于日常環境統計，數據來源相同，所以不存在矛盾。“十二五”和“十三五”減排數和普查也沒有矛盾，因為口徑不同。減排是基于我們過去已經掌握的情況，減排任務和減排量是實實在在，是一家一家累加出來的。這次普查增加了調查范圍和內容，調查口徑不同，通過這次普查，把新的污染源找出來了，然后再去納入到環境管理去，這個之間是不矛盾的。謝謝。
　　中央電視臺：生態環境部組建后，新部門職能相比過去有哪些變化？下一步還將有哪些機關內部調整的變化？
　　劉友賓：關于生態環境部的職責問題，李干杰部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已經向大家做了很好的解釋和說明。從環境保護部到生態環境部，變化的不僅僅是名稱，這是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深刻變革和巨大進步，對建設美麗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生態環境部把原來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職責統一起來，整合了環境保護部原有全部職責和其他6個部門相關職責，很好地解決了長期以來在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方面存在的職責交叉重復、監管者和所有者沒有很好分開等突出問題。正如李部長在記者會上所概括的，實現了“五個打通”，即打通了地上和地下，打通了岸上和水里，打通了陸地和海洋，打通了城市和農村，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新組建的生態環境部還進一步增強了監管方面的四大職能：一是制定生態環境政策、規劃和標準；二是監測和評估生態環境變化狀況；三是對生態環境違法行為進行執法檢查，統一行使生態和城鄉各類污染排放監管與行政執法職責；四是對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部門進行督察和問責。這四大職能既包括污染防治，也包括生態保護，可以說，監管領域進一步擴展了，監管職能進一步增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