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化需求管理 力促高效集約

    我國工業化面臨能源資源約束和國際減排的雙重壓力。轉變發展方式，走低碳經濟之路，對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我國資源稟賦特征要求必須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我國貧礦多、富礦少；難采、難選、難冶礦多，易采、易選、易冶礦少；共生、伴生礦床多，單一礦床少。這種礦產資源相對較差的天然稟賦給資源集約高效開發利用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但由于粗放的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低、產品的單耗高，資源浪費嚴重，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能源資源價格攀升，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受到嚴重影響。

    此外，我國油氣、銅、鋁、富鐵礦等重要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過多依賴進口，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帶來嚴重影響。由此可見，從根本上切實轉變粗放、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能源資源利用方式，提高資源利用率，走低碳發展之路，既是緩解當前資源環境約束矛盾的迫切需要，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所在，對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低碳經濟對資源利用管理模式根本轉變提出新要求

    低碳經濟既要求發展方式從粗放型增長轉變為集約型增長，又要求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能源資源利用水平不高，產業結構中重工業比重大，這一特定的發展階段決定了資源需求的增長模式。經濟高速增長，對能源資源的需求巨大。一方面，按照現有經濟增長方式，資源稟賦難以為繼，必須推動發展方式根本性轉變。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能源消費仍以煤炭為主。走低碳發展之路，應將能源消費增量放在更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方面，如核電、水電、低熱、生物能源、風能、太陽能、海洋能等無碳能源。這對我國的工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將是一個新的挑戰。

    低碳經濟以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高效率為特征。發展低碳經濟，實質是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建設清潔高效能源資源消費結構，核心是把需求管理和供應管理相結合，創新管理理念，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促進資源開發利用模式和資源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轉變。一方面，資源利用模式要從粗放轉變為集約，從浪費轉變為節約，從一次性利用轉變為循環利用，從資源單一利用轉變為綜合利用，最終從當前的資源危機到實現資源永續利用。另一方面，資源管理模式要發生根本性改變。過去，資源管理主要是提供資源保障，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為其提供有效供給。現在，低碳經濟下的資源約束對資源需求進行調節，資源管理要從供應管理轉變為需求管理，以供定需，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推進資源高效利用需要政策與技術支撐

    低碳經濟是以一定的發展階段、生產力水平、要素資源稟賦和生產力素質決定的。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特征下，礦產資源利用與管理促進發展方式轉變，服務低碳經濟發展，筆者建議把握以下要點：

    制定和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保障資源合理開發利用。通過法律手段確定在不同的技術經濟條件和國際形勢下，嚴格禁止、保護、限制和鼓勵開采礦產資源的種類，并對不同要求的開采依法實施不同的政策措施，確保資源合理開發利用。

    創新資源利用和資源管理理念，實現低碳發展。以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在保護資源的前提下，轉變資源利用方式，加強需求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徹底改變資源浪費和低效利用，實現資源的高效開發、綜合利用、循環利用和集約利用。

    加強對礦產資源高效利用方面財稅政策的支持。嚴格執行礦山企業的市場準入制度，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有序推進礦山企業健康發展。調整礦產資源稅費政策，及時提出有利于推動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提高資源回收率的政策。利用關稅手段限制初級礦產品出口和深加工高附加值礦產品進口。

    鼓勵發展礦產品深加工利用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節能、節材、節水、降耗技術和工藝，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發展潔凈煤、可再生能源、巖石及尾礦封存二氧化碳等，擴大煤的液化氣化等潔凈利用和煤層氣利用，減少直接能源礦產消耗。發展新型材料替代金屬、非金屬及常規礦物原料，降低經濟社會對常規礦物原料的過度消耗。

    提高全民的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倡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自覺行為。引導企業自覺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引導公民自覺養成減少使用浪費資源的一次性用品等良好習慣。在全社會形成共同關注和參與低碳行動的良好社會氛圍，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

“珍惜地球資源，轉變發展方式，倡導低碳生活”之土地篇——

    以土地調控引導發展方式轉變

    土地調控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調控手段。積極的土地調控，通過土地資源時空配置、結構優化、規模控制、功能提升，將有效地引導發展方式轉變，從而推進形成技術含量高、創新能力強、資源占用少、污染排放低、用地集約化的低碳發展方式。

    從用地結構、規模、方式、布局等方面全面增強碳匯能力

    目前較為主流的觀點，是將低碳經濟理解為最大限度減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經濟。這種觀點對經濟全過程的資源占用與污染控制、產業發展方式、廢棄物資源化等方面難以體現。為此，我們認為，低碳經濟涉及經濟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應該有更為廣泛的內涵，即低碳經濟是以實現碳減排為目標的經濟活動過程及規律。

    低碳經濟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在經濟發展決策階段，將低碳排放納入決策體系，統籌考慮生產力布局、城市發展戰略、產業發展方式及類型、基礎設施合理性等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惡性競爭所帶來的資源過度占用、環境污染排放以及相應的高碳排放問題，從而從源頭上引導、實現碳減排。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注重引導優化產業結構，注重產品生態設計，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有效提高生產要素等資源利用的技術經濟效率，從而減少生產要素的浪費。在經濟發展末端，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實現廢棄物資源化，從而有效減少碳排放。這些都將有利于通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帶動低碳經濟發展，切實增強經濟發展應對全球變化的能力。

    土地利用方式是經濟社會發展方式在土地資源上的具體體現，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評估報告，自1850年以來全球有1/3溫室氣體排放由土地利用變化直接導致，如大量的林地、農用地、濕地等轉化為建設用地，從而直接導致了碳匯能力下降以及碳源量快速增長。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進一步加快，土地利用變化所導致的碳排放量也呈現增長趨勢。除了地球自身活動所帶來的碳排放之外，其他由于經濟社會發展、能源活動、污染物等所帶來的碳排放，也跟土地利用方式有關。比如增加建設用地供應、對農用地保護不力、對高能耗、高污染用地供應管制不力等都將導致碳排放量的增長。

    低碳經濟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從土地利用結構、規模、方式、布局等方面全面增強碳匯能力，減少或抑制碳源量的過快增長。從低碳化的用地結構來看，需要控制建設用地過快增加以及農用地、林地、濕地過快減少的趨勢。從低碳化的建設用地規模來看，需要規模適度，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經濟發展狀況。從低碳化的用地方式來看，需要通過促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各類要素投入效率，減少乃至避免資源浪費、污染排放。從低碳化的用地布局來看，需要形成緊湊、有序、高效的城市用地布局，產業關聯度高、資源循環利用、廢棄物排放最小化的生態工業園區用地布局，以及產業梯度結構合理、市場競爭有序、生態環境友好的戰略空間用地布局。

    加強土地利用與管理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引導和調控功能

    為服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而推進低碳經濟，土地利用與管理事業發展需要更加注重以下幾方面工作：

    增強土地利用與管理戰略對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引導性。尤其是通過土地規劃、土地政策、土地制度等創新，進一步優化生產力布局，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務空間體系，形成與陸地生態系統特征協調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布局，以有效地控制人為源排放量。當前我國人為源排放量是陸地生態系統存儲量的10倍多，積極的戰略引導有利于避免大規模、欠合理的陸地生態系統退化、損失所導致的全球變化問題。

    增強土地利用與管理方式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引導性。如通過積極的土地供應政策，引導自主創新能力強、產業關聯度高、效益明顯、發展持續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引導、控制城市規模過度擴張，注重通過科學、合理的舊城改造，促進經濟發達地區的再城市化，挖掘、顯化現有城市土地的再利用潛力。引導工業用地“騰籠換鳥”，換上資源效率高、污染排放低、土地占用少、綜合效益高的工業用地。合理引導農業結構調整，注重農用地的生態適宜性，保護和增強有機碳蓄積量。

    增強土地利用與管理制度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能力。平衡自然生態系統、半人工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著重結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家策略、節能減排、碳減排以及生態環境建設要求，嚴格控制不可逆人工生態系統（建設用地）的規模與擴張時序。合理確定半人工生態系統（農地）規模，在土地開發、整治過程中注重加強半人工生態系統的修復，優化農田景觀功能，增強應對農業面源污染問題的能力。同時，全面規劃、保護自然生態系統，加強自然生態系統服務能力建設。

    增強土地利用與管理政策對各類各業用地的調控職能。進一步發揮國土資源科技創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能力，研制專門化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清單，或依據相關碳減排放要求完善土地利用規劃審核制度，形成低碳排放的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將碳減排納入用地供應審核內容，引導低碳化產業快速發展；繼續發揮土地價格、土地稅收、土地市場等的調控作用，形成服務低碳經濟發展的土地調控體系。

“珍惜地球資源，轉變發展方式，倡導低碳生活”之能源篇——

    能源強度與碳強度關系辨析

    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在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能源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的目標，又提出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碳強度）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筆者認為，為了同時應對能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我國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

    建議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的理論思路

    我們先來看能源強度和碳強度兩個目標之間的聯系和區別。GDP能源強度是計算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可指降低一定GDP產生所使用能源量的減少（節能），或者一定量的能源生產出更多的GDP。當然，節能意味著減排，客觀上有降低能源對環境影響的作用，但該政策主旨還在于為滿足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和可持續的能源供給量，基本上是一個能源使用量的問題。

    GDP碳強度是計算一國在一定時期內，二氧化碳排放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即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對于能源強度而言，碳強度也受能源效率影響，但主要受能源結構的影響，因此，是一個能源質量（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的問題。一方面，由于一次能源中的化石能源是有限的，人類發展依賴化石能源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們要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另一方面，我國目前一次能源結構中約93%是化石能源，二氧化碳主要是化石能源燃燒造成的，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因此，這兩個目標基本是一致的。一般來說，降低單位GDP的能耗可以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但是，由于化石能源中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不相同，因此，這兩個目標又不完全一致。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國制定了單位GDP碳強度下降的目標，那么，在“十二五”規劃當中，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還要不要繼續存在？人類經濟的發展受到兩方面約束：一方面是能源需求無限和能源資源有限的約束，另一方面是環境容量的約束。在這兩個約束同時起作用的情況下，我國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通過節能來減排，同時需要通過改變能源消費結構來減排，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為了同時應對能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十二五”規劃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

    設定碳強度目標要以保證現階段GDP增長為前提

    我們對2020年是否可以完成單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可以有如下幾種預測：

    其一，如果我們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十一五”規劃中提出要在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20%的目標，在今后十年規劃中，單位GDP能耗下降的目標至少20%，而且能在2020年按時完成，那么，即使現有的能源結構不變，單位GDP碳強度在2005年基礎上下降40%的目標基本可以完成。其二，如果能源結構進一步清潔了（煤炭少一些，清潔能源多一些），碳強度在2005年的基礎上下降40%～45%的目標就可以實現。降低碳強度還可以有其他方面的努力，比如降低農業碳排放和增加森林面積等。其三，如果不能完成“十一五”規劃的能源強度目標，而且今后十年規劃的能源強度目標完成低于20%，那么，要完成2020年單位GDP碳強度目標就需要加大能源結構的低碳化（清潔化）力度。反之，如果我們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但不注重節能，即使可能完成2020年單位GDP碳強度目標，也不能完成節能的目標。這也說明 “十二五”規劃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的重要性。

    就減少碳排放來說，我國的碳強度目標與發達國家減少碳排放的承諾目標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是減少碳排放的絕對量，與GDP增長沒有直接關系。而我國碳強度目標與GDP直接相關，達到某個碳強度目標，可以通過做小碳排放，或做大GDP，或兩者都做，GDP是一個直接變量。因此，我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是有前提的，是以保證現階段經濟GDP增長為前提。所以，碳強度目標是一個碳排放相對量的減少，實際上是減少碳排放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