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國光伏產業延續了2016年以來的回暖態勢，發展勢頭良好，產業規模持續擴大，應用創新不斷增強，產業布局進一步優化，實現了持續超預期增長。然而，在光伏產業快速發展的背后，也潛伏著國內市場提前透支、國外市場壁壘加重、補貼大幅拖欠、棄光限電嚴重等危機，須引起高度關注并積極應對。

縱觀當前發展形勢，筆者認為光伏產業須警惕如下四重危機。

第一，國內市場后繼乏力。2017年，我國光伏累計裝機超額完成“十三五”訂立的105GW目標，市場的超預期發展與電站規模管理不完善有關，即國家與地方建設規劃、年度計劃不協調，大量電站項目未批先建，加上光伏上網電價調整觸發市場搶裝，提前透支了未來市場空間，必將導致一段時間內市場增長乏力，甚至帶來產業鏈危機。

第二，外部貿易環境不容樂觀。近年來，我國光伏產品屢遭貿易保護主義挑戰，在歐美地區被征收高額的“反傾銷、反補貼”關稅，現又面臨美國201法案和印度“反傾銷”調查，且調查范圍已擴大至我國海外工廠集聚地如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等。在我國光伏產品對外依存度仍超40%的背景下，如果全球第二、第三大市場的美國與印度采取高額關稅措施，對我國影響將十分巨大。目前貿易壁壘有常態化發展趨勢，應盡快建立長效應對機制，妥善化解外貿危機。

第三，補貼資金缺口壓力較大。截至2017年底，可再生能源附加資金缺口已達到800億元左右，其中光伏拖欠將達到500億元。資金拖欠源于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額度不足和不能做到應收盡收，但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又與當前降低實體經濟稅費精神相悖，這使得短期內補貼資金缺口問題難以解決。多數光伏發電項目難以及時拿到補貼，增加了全產業鏈資金成本，特別是光伏企業以民營企業居多且業務單一，融資能力較弱，市場一旦出現波動，就有可能導致大批企業資金鏈斷裂，從而給行業帶來巨大沖擊。

第四，光伏項目棄光限電嚴重。西北地區限電較為嚴重，2017年前三季度平均棄光率達到13%，其中新疆、甘肅分別為29%和21%，并有逐步向中東部地區蔓延之勢。棄光涉及經濟社會、體制機制等方面的問題，棄光限電既不利于已建成項目收益，也將給新建項目開發和融資帶來較大影響。

在此，筆者提出如下應對措施：

開源節流，擴大補貼資金來源并提高使用效率。一是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征收效率，加強對自備電廠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等，做到應收盡收;二是“開源”，實施可再生能源綠色電力證書交易，補充資金來源;三是“節流”，研究減少對可再生能源接網工程等補貼，提升可再生能源附加基金利用效率。同時，進一步完善補貼撥付程序，確保光伏發電項目及時獲得補貼。需要指出的是，要想徹底解決資金拖欠問題，還需進一步研究適當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的可行性，如從當前1.9分/度提高至3分/度，可基本解決補貼拖欠問題。

多措并舉，多渠道促光伏電力消納。一是統籌協調解決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問題。落實《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實施方案》，同時研究建立強制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擴大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范圍和比例;二是加強電網和電源協調發展，進一步落實《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開展新輸電通道建設和優化現有通道送電能力。在限電嚴重地區問題未得到有效緩解前，不新增新能源外送電源;三是在產業政策允許地區，鼓勵地方政府適當發展高載能產業，提升當地電力消納水平，支持光伏發電企業和用戶企業開展電力交易。

溯源固本，推動產業和技術創新升級。一是加強提高技術和裝備水平，統籌科技研發專項、技改等渠道資源，開發高效低成本光伏發電關鍵技術，突破高端裝備和原輔材瓶頸，推動產業盡快實現平價上網。同時，加強基礎性、前沿性技術布局，搶占產業發展制高點;二是提高技術門檻，促使技術創新升級，及時提高光伏制造行業規范條件和先進光伏技術產品指標，擴大新技術市場需求，加速落后產能退出;三是研究制定智能光伏行動計劃，推動光伏產業智能化改造升級，提升光伏制造業核心競爭力。

正本清源，加強市場監管。一是強化光伏電站規模管理，明確市場發展目標，合理把控光伏發電項目建設進度和節奏，確保國內光伏市場平穩有序發展，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利用財政資金支持光伏發電應用;二是合理調整光伏上網電價，研究“小步快走”的調價方式，兼顧電站指標規模管理基礎上，明確調價預期，合理控制調價頻次和幅度，爭取到2022年前后，逐步取消光伏上網電價補貼;三是建立光伏產業發展監測體系，及時發布光伏裝機和制造業發展信息。

開放合作，妥善應對國際貿易糾紛。一是加強政府層面的磋商談判，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必要時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同時引導光伏企業做好準備，積極應對可能出現的行業下滑;二是貫徹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利用光伏產業外向型發展優勢，推動光伏企業加快國際產能和應用合作進程，促進產業全球合理布局;三是加大信貸對光伏產業海外投資的支持，利用“絲路基金”、亞投行、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渠道，支持光伏企業在“一帶一路”區域開發光伏電站基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