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抓共管，“三不管”;九龍治水，河斷流。

1972年至2000年間，黃河幾乎年年斷流;如今，《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審計結果》披露，小水電過度開發致使333條河流出現不同程度斷流，斷流河段總長超過1000公里。長江、黃河南北對望，斷流問題卻同樣突出。斷流原因眾多，大批小水電的建成投產是其中繞不開的因素，尤其是對長江經濟帶333條河流而言，水電站的存在更是其斷流的直接原因。

我國小型水電站點多面廣，散落在東西南北各大流域，特別是在南方丘陵地帶，更是星羅棋布，很多電站首尾相接，猶如珍珠項鏈環繞群山。在電力短缺時期，個頭不大的小水電曾為當地經濟發展立過汗馬功勞，但部分小水電正在對生態環境形成不小的負面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

“引流式”的小型水電站便是斷流的主要“肇事者”。引流式水電站“截彎取直”——在河流上游建壩攔水、阻斷河流，在下游數百米或者數公里遠的地方建設發電廠房，河水從水壩直接經隧道進入發電廠房推動水輪機發電，原先的河道因此斷流，由此導致的河道干涸，對沿河生態環境破壞力極大。

雪上加霜的是，小水電的“截彎取直”還被熟練運用于項目審批環節——僅長江經濟帶就有930座小型水電站“跳過”環評等審批環節，直接開工建設。毫無疑問，這是典型的“未批先建”，逾規更違法。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小型水電站的運轉并不復雜，但監管起來門道多、講究多，沒有準繩、規矩，小水電的環保無從談起，而這恰是目前水電站環保監管工作的“短板”。

一方面，針對2002年《環評法》出臺之前就已建成的小水電，現行的監管條文并無明確說法。《環評法》出臺至今已有16年，一大批小水電的“遺老遺少”，仍然在依靠慣性“無證駕駛”，這類電站是否違規?如何處罰?監管部門無據可依。同時，在明令禁止的自然保護區劃定后，竟然又“冒出”數十座水電站，而拆除與否卻莫衷一是，原因在于《防洪法》、《環評法》互相“打架”，前者提出防洪需求優先，電站庫容有防洪重任，拆不得;后者則明確要求自然保護區不準建水電站，必須拆。那么兼具防洪、灌溉、飲水等功能的水電站，還能否繼續存留于自然保護區內?或許只有“新規矩、新準繩”才能回答這一問題。

另一方面，生態流量的相關規定也讓水電站業主和監管部門感到無所適從。“該放多少生態流量?不放的話又該如何處罰?”從業主和監管部門的角度講，這些標準都過于“模糊”，難以落地執行。最終，相關方因“進退失據”而無所作為，生態流量的問題隨之變得無解，斷流在所難免。

顯而易見的是，各監管部門權責不清，甚至互相“踢皮球”，也是導致小水電“未批先建”、生態流量監管“無人值守”、流域整體生態環保監管成為“三不管”地帶等一系列嚴重問題的根源。

如唐人杜荀鶴所言：“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黃河斷流涉及上下游9個省區，舉國重視。在農、林、水、電等多個主管部門的通力協作之下，黃河斷流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相比而言，小電站導致斷流等生態問題自水電站誕生之日起就已存在，且“久治不愈”。這不是小水電“性本惡”所致，而是環保和監管意識不足、監管依據缺失、監管部門失位和整治手段軟弱等深層次問題疊加造成。

“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途不可以應萬方，刻舟不可以索遺劍。”面對行業形勢的日新月異，主管部門在監管理念、思路、方法上也要不斷革新。在補齊小水電相關環保法律法規“短板”的同時，也要盡快訂立適應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規矩”。整治有清晰條文依據、監管有明確權責主體，小水電等能源領域的環保問題才會有迎刃而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