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宣布，近期取得甘肅臨洮生物質及垃圾發電一體化項目(垃圾發電)和江蘇濱海危廢焚燒項目，涉及總投資額約人民幣6.16億元，這一消息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再度增添了一抹“新綠”。

隨著我國加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將在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補齊民生領域短板等方面日益擔負重任。

今年以來，全國擬在建火電項目中，垃圾發電占比大幅提升，一系列項目的密集獲批、投產，垃圾焚燒發電或將步入快速發展軌道，對于嚴重的“垃圾圍城”問題亦提供了解決之道。

業內專家表示，城鎮生活垃圾巨大的處理需求，給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但該行業要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還需要解決清潔化發展、鄰避效應等問題。

布局加速 新項目頻現

作為應對“垃圾圍城”的主要路徑，垃圾焚燒發電是國家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為扶持行業發展，從2000年開始，就不斷有政策出臺。近年來，作為可再生能源的垃圾發電裝機量有了明顯的增長。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產業發展部研究員竇克軍告訴記者，從去年的裝機容量來看，垃圾發電的總規模已經超過了生物質直燃發電的規模。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年底，垃圾發電累計裝機容量達到729萬千瓦，已超過農林生物質直燃發電的714萬千瓦。垃圾焚燒發電項目338個，年發電量375.14億千瓦時，年上網電量300.72億千瓦時，年處理垃圾量10,080萬噸。竇克軍認為，“垃圾發電在‘十三五’期間會成為生物質發電的主要增長方式。”

中國生物質能聯盟副秘書長張大勇表示，從2016年開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開始快速發展，根據2017年、2016年、2015年三年垃圾發電發展數據分析，未來五年將是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發展的高速增長期，裝機容量每年以30%~35%的速度增長。他認為，這與十八大后黨中央、國務院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是密不可分的。

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新能源部主任謝宏文也贊同這一看法。她對記者表示，2016年以來，隨著我國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我國垃圾焚燒發電產業呈現了一定的加快發展趨勢，發揮著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補齊民生領域短板的重要作用。

記者了解到，各地紛紛加快了項目的建設步伐。近日，唐山市計劃新建和改造10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其中，有3個項目已開始施工。與此同時，5月29日湖南省召開的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建設推進會披露，湖南垃圾發電正在加速推進，目前已建成10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

擺脫依賴 形成良性循環

根據2017年城鎮生活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發展報告預測，到2025年，垃圾焚燒發電裝機容量將超過1500萬千瓦，年發電量超過880億千瓦時，年處理垃圾約2.6億噸，占年垃圾清運量的比重超過60%;到2035年，垃圾焚燒發電裝機容量約2200萬千瓦，年發電量約1350億千瓦時，年處理垃圾約4.1億噸，占年垃圾清運量的比重超過75%。

面對未來廣闊的發展空間，業內人士喜憂參半。在竇克軍看來，面對“垃圾圍城”的問題，垃圾焚燒發電快速發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作為一種依賴補貼的可再生能源，很多項目都是沖著補貼去的，0.65元的標桿電價對建設垃圾發電項目有著很強的吸引力，規模增長太快對補貼的可持續性、穩定性都會造成一定的挑戰。”

“因為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的資金總量是有限的，風電、光伏的補貼缺口現在已經很大，垃圾發電同樣也可能導致補貼壓力的增加。”竇克軍進一步表示，“隨著項目的增多，垃圾發電抑或面臨補貼逐步退坡，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限制增長。當規模達到很高的程度，一旦補貼退坡，就會形成非良性發展循環。

竇克軍認為，垃圾發電不可能始終呈現爆發式的增長態勢，各地都需要根據自身的條件、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垃圾處理的剛性需求來考慮。在他看來，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當地政府支付垃圾處置價格較高，因此受到垃圾焚燒發電投資企業青睞，但一些地區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出現了資源競爭，從而造成運營企業出現原料問題。

魚龍混雜 門檻亟待提升

除了對“補貼”的依賴，垃圾焚燒發電還面臨一些由來已久的困境，其中，鄰避效應一直掣肘著垃圾發電行業的發展。深圳能源環保有限公司寶安廠廠長鐘日鋼告訴記者，之所以會有鄰避效應，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企業沒有做好。他表示，垃圾發電廠的后續運營尤其需要高標準，“盡管設計階段可以降低污染物，但很多企業為了賺錢，在后續不去投入，所以政府部門要加強監管。”

謝宏文則認為，垃圾焚燒發電產生鄰避問題的原因，主要是項目選址不科學、不規范，選址管理不一致、不統一，環保排放不達標等。謝宏文進一步表示，提高項目建設質量，加強規劃布局和環保監測，將是未來垃圾焚燒發電領域的重點工作。因此，未來垃圾焚燒發電繼續加快產業化發展的同時，將向重質量、重環保、重監管的方向發展。

瀚藍環境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垃圾發電領域，政府、企業、民眾應該形成一個解決垃圾焚燒問題的閉環，而民眾是這個閉環里，接受環境服務的最終用戶。

在行業加速布局的同時，對于焚燒發電項目的“魚龍混雜”，相關政策也開始逐漸趨嚴。今年3月，《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建設項目環境準入條件(試行)》(以下簡稱《條件》)，提出20條規定，對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選址、技術工藝、環保監管等多方面做出硬性要求，進一步規范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建設項目環境管理，引導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行業健康有序發展，同時對抑制垃圾發電投資惡性競爭和凈化垃圾發電市場也會起到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對此，張大勇向記者表示，《條件》進一步提高了垃圾焚燒發電市場的準入門檻，對防范垃圾發電鄰避效應，規范垃圾發電項目的建設運營都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也是一個極大推動。謝宏文則透露，目前各地正在推進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中長期專項規劃研究與編制。

毋庸置疑，無論是從環保的角度應對鄰避效應，還是規避風險，對于垃圾焚燒發電這個行業來說，都需要更高的標準和門檻，以及規范化的項目監管。用“高標準”引導行業的發展，垃圾焚燒發電才不會偏離良性運行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