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公共壟斷行業實行結構改革，與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早前提出對電力行業進行重構的思路一脈相承，也與2002年我國開展的以“廠網分開、競價上網”為核心的電力體制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垂直一體化的電力行業進入行業結構重組階段，電力供應分為獨立的發電、輸電和配售電單位，后來再拆分出數個發電企業，參與市場競爭。

電力公司都隸屬于澳大利亞州政府，當時，州政府為投建電力工程，以政府名義借貸，負債累累，其中一部分是無效投資，造成了高電價現象，為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結構重組是條路徑，但州政府也不愿意直接把這個行業“交”出去，這會影響未來收入。為了鼓勵各州參與全國性競爭，實現更大范圍的資源優化配置，聯邦政府認同各州應該共享改革的紅利，并建立相應機制，為州政府提供一定補償。

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是最早進行電力行業重組的兩個州。維多利亞州分拆出5個發電企業、1個輸電網公司、1個電力交易公司、5個配售電公司。新南威爾士州分離發電和輸電業務，組建新輸電公司Transgrid，3個發電廠、1個輸電網、1個電力交易公司、1個電力服務公司，還都是PacificPower的子公司。后來原公司PacificPower拆分為三家獨立的州政府發電企業、三家配電企業，原25家分銷企業整合成6大獨立公司，從事零售電服務競爭。

根據政府間理事會對競爭政策的審查結果，經過結構調整，澳大利亞能源市場效益得到極大提升，從電改開始的1998年到2005年，電能價格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產業和家庭均從中受益。

整體來講，澳大利亞的電力改革確實體現了競爭中性原則，沒有倡導或者一步到位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和英國等其他國家相比，是比較明顯的特點。雖然數十年后，電力公司也陸續私有化，但改革開始時，以提高效率為目標，更多的是考慮如何為公平競爭提供有利的先決條件，是否以及何時私有化的選擇權則留給了各州政府。

只訂立最高原則而非具體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為改革掃除了顧慮。對于電力能源等具有一定公益性質的行業，如果一開始就推行私有化，由于民營企業的利潤導向，社會公眾仍存在電力供應是公益服務，應由政府企業運營的觀念，部分地方很可能根本無法推行。

重新定位政府職能

為了消除政府企業與私人企業共同競爭時因公有產權導致的資源配置扭曲，國企商業化運營是讓競爭中性“落地”的一個重要手段—政府由原來的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變為一個財務投資人，不能插手干預企業經營，而國企和民營一樣，競爭性業務都要以效率最優、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值得強調的是，同一州政府所屬的企業之間也是競爭關系。比如，在州屬發電企業資產的保值、增值只能通過提高經營效率來實現，不得指引所屬企業采取“聯盟”等非正當競爭手段來形成價格壟斷或瓜分市場份額。

市場監管機構同樣注重防范國企因規模過大可能形成市場力的傾向。例如，昆士蘭州政府在2015年把所屬的兩個發電企業合并成一家企業的設想引起政府市場監管部門極大的關注。能源消費者也呼吁監管機構對合并計劃進行干預。最后昆士蘭州政府考慮到發電企業合并可能推高電力價格而取消合并計劃。

另一方面是對政府監管職能的“再造”。Hilmer報告出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消除監管對競爭的不當限制。大量社區支持監管對消費者、公共健康安全、環境等重要利益的保護，但是這些立法在設計時并未明確考慮它們對競爭的影響，通過交叉補貼或者減少公司創新的方式，為消費者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成本。比如，對市場準入設置監管壁壘，再比如，國有和民營因產權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約

束條件，影響一個產業的內部競爭條件。因此，促進監管機制改革構成國家競爭政策的核心。

報告設計了一套監管改革的政策原則:一是監管不應對競爭產生限制，除非監管明確表示其符合公共利益;二是政府設置新監管對競爭產生限制時，應當證明已經考慮過監管的競爭效果，限制產生的收益應大于可能的成本;三是所有現行監管存在的重要限制都必須接受常規審查，審查由獨立機構實施，并接受公共評價;四是監管審查應當從國民經濟整體視角來考量其對競爭的影響。

國家競爭委員會(NCC)2005年評估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各政府在10年間總體審查了約1500項監管內容，約85%的立法進行了合理修改。

回溯電力市場“開閘”前的政策環境不難看出，澳大利亞一貫的思路是訂立原則、設立標準，再將具體事情與之比對，博弈出解決方案。在此過程中，盡可能減少行政干預，花心思重塑監管工具，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或許是最為關鍵的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