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開放40年我國能源產業發展的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能源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支撐經濟快速發展、拉動就業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一)能源效率得到極大提升，能源結構得到有效改善

經過40年的發展，我國的能源消費和能源生產總量排名世界第一，成為全球能源市場具有顯著影響力的地區之一。如圖1所示，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從1978年的57144萬噸標準煤提升到2016年的436000萬噸標準煤。能源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62770萬噸標準煤提升到2016年的346000萬噸標準煤。在大力提高能效政策的刺激下，單位GDP能耗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15.53下降到0.59。鑒于煤多、缺油、少氣的實際情況，我國堅決縮減煤炭產業規模，發展清潔能源，加速能源結構優化。經過40年發展，能源結構得到有效改善，煤炭占比從1978年的70.7%下降到2016年的62%，與此同時，可再生能源占比從3.4%上升到2016年的13.3%。能源效率的提升和能源結構的改善對于提高節能減排水平、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可再生能源政策得到逐步完善，可再生能源得到有效發展

為了應對環境危機，各國均把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能源結構轉型的重要任務。我國一向重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特別是2005年以來，我國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規體系逐步建立，相關激勵政策逐步推廣，發展規劃穩步推進。主要表現在：一是逐步建立了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價格制度和補貼制度。我國對可再生能源實行了上網電價補貼政策，每年的補貼額高達1000億元。二是可再生能源產業規模居世界第一。風電裝機容量和太陽能光伏電池投資規模均居世界首位。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投資額占全世界的1/3，占發展中國家總投資額的2/3。三是可再生能源發電量達到較高水平。就總量而言，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為234.6太瓦時，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太陽能發電量29.1太瓦時，風力發電量158.4太瓦時，均居世界第二位。可再生能源利用范圍逐步從發電行業擴展到供熱、交通等領域，并進行區域試點。四是可再生能源技術逐漸成熟。在大型水電站設計方面已經具有成熟的技術水平，光伏發電的成本也在逐年下降。

(三)能源貿易渠道多元化，能源安全得到進一步保障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工業和居民能源需求已經進入電氣化時代，石油和天然氣顯得日益重要。然而我國能源供給“富煤、缺油、少氣”的國情導致了兩大重要戰略物資——石油和天然氣的供給一直依賴國際市場。數據顯示，2017年石油對外依賴度高達67%以上，天然氣的對外依賴度也高達34%。石油、天然氣嚴重依賴國外進口這一事實構成了我國能源安全的潛在危險。為此，我國積極拓展國際能源貿易多元渠道，保證能源供給安全。經過多方努力，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較為完善的國際能源貿易合作體系，主要表現在：一是在石油方面，除了擴大國內供給外，還積極拓展海外業務，合作范圍涉及26個國家、31個項目，已經構建起相對多元化的進口渠道，石油進口來源不僅來自中東地區，還與非洲地區、歐洲地區及西半球等建立了石油合作與貿易機制。這種多元化的進口渠道抵銷了一元化可能引致的能源安全潛在風險，有效地保障了我國的石油供給安全。二是在天然氣方面，國內已經建成陜京管線、北部灣海域至香港管線、新疆到上海的西氣東輸管線等跨區域管網布局。與此同時，我國也將目光轉向國際天然氣賣家：2006年澳大利亞海氣登陸深圳，2010年哈薩克斯坦陸氣進入新疆，2014年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貿易大單，2017年中美LNG項目開啟了中美天然氣貿易的序幕。這種多通道供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我國天然氣供給的安全。

總之，我國能源產業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電力行業、油氣行業還未建立完全的市場機制;傳統煤炭占比依然較高，環境污染形勢嚴峻;各地“棄風棄光”現象嚴重，新能源產業表現出動力不足;地緣政治、宗教沖突等給國際能源貿易帶來不確定性，可能對我國能源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四、我國能源產業發展的戰略取向

(一)由高碳路徑鎖定向低碳路徑鎖定轉變

我國經濟長期依賴高耗能、高排放產業，導致高碳基礎設施在正常運營周期內鎖定了大量碳排放，這種路徑依賴產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推動技術和制度共同演化，導致碳鎖定[5-6]。由于碳基技術體制的演化具有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等特征，因而長期主導了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路徑，導致低碳技術擴散受阻[7]。高碳路徑依賴與我國能源結構、現有能源政策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因此打破原有的高碳路徑鎖定，實現高碳路徑的解構與低碳路徑的重構，促進我國經濟低碳化、綠色化發展十分必要，這就需要從技術和制度兩方面實現“解鎖”。

為實現高碳路徑鎖定向低碳路徑鎖定轉變，未來能源政策優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加大新節能技術研發。繼續推廣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以及煤炭清潔化技術，對儲能技術、石墨烯等新材料發明給予重點支持，鼓勵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多方參與的研發體系。二是從制度上保障能源高效利用和新技術有效擴散。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政府產業政策支持能源效率高的行業或企業;對于新能源技術研發公司在初始階段給予政策支持，政府主動協助相關技術企業進行市場渠道拓展，縮短優秀成果產業化過程。三是明確參與主體的功能定位，理順參與主體的利益關系。對于可再生能源電力市場參與企業、電網公司、地方政府和用電主體，制定動態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參與主體消納清潔能源的積極性。四是建設全民節能的社會體系。對酒店、企事業單位、大型場所進行節能工程改造，對能源過度浪費現象加強監管并制定懲罰措施。對居民用電行為進行節能教育宣傳，反對家庭電能浪費，鼓勵居民安裝清潔能源設施，最終形成全民節能的社會體系。

(二)由傳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變

隨著環境污染的加劇，世界各國均將可再生能源作為新的能源戰略目標[8-9]。經過40年的發展和普及，我國的可再生能源投資規模已達到世界首位。無論是陸上風電還是太陽能光伏發電，都已經在全國有條件的區域遍地開花。未來我國能源需求的增量部分主要來源于可再生能源，因此我國的可再生能源規模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隨著我國電氣化時代的到來，化石能源將逐漸被可再生能源取代，火力發電將成為電力系統的調峰用電。

為實現由傳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變，未來可再生能源政策優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傳統能源的清潔化利用。采取多種途徑推動優質能源替代民用散煤，大力推廣煤改氣、煤改電工程。繼續加大煤炭清潔高效的利用技術研發。二是優化區域層面的電力配置。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勻，供給方和需求方在空間區域上不匹配、不協調。應該從全局視角統一調配不同區域和不同能源品種的需求和供應。針對遠距離跨區域電網傳輸的電損率過高的問題，對電網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建設全局特高壓電網設施。三是以電動汽車為抓手，助推能源轉型。電動汽車未來將逐漸替代傳統汽車，我國要抓住歷史機遇，制定合理的電動汽車推廣計劃，加大電動汽車技術研發，在原有加油站和加氣站布局基礎上建立便利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充電樁設施。四是推動可再生能源市場化改革。改變可再生能源依靠政府“輸血”的局面，建設可再生能源內在動力發展機制，對可再生能源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能源品種實施價格類和數量類組合政策，發揮政策的組合效應。將可再生能源配額制與碳市場交易機制有效銜接，建立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懲罰和激勵制度。

(三)由傳統能源技術向智慧能源技術轉變

地理位置分散、生產規模小、能量隨機性和波動性較大等特點阻礙了可再生能源的充分發揮。通過互聯網技術將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能源收集設備有效聯結起來，組成全局“能源互聯網”，能夠改變傳統的用能依賴和消費模式，促進可再生能源的廣泛應用，緩解全球氣候變化壓力。“互聯網+”智慧能源將互聯網思維滲透到傳統能源行業，能實現能源消費者、能源管理者、能源供應者、能源服務企業之間的互聯互通，與能源有關的商業模式、研發模式、運營模式、服務模式等都將面臨重構甚至顛覆。為了把握這一歷史機遇，我國已經明確提出“互聯網+智慧能源”的發展路線圖，即通過互聯網促進能源系統扁平化，推進能源生產與消費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動節能減排。

為實現由傳統能源技術向智慧能源技術轉變，未來相關政策優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加大能源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建設基于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相關的能源供給、監測、調度、需求為一體的信息服務平臺，改造電網傳送技術，建設超高壓電力傳輸網絡。建設“源—網—荷—儲”協調發展、集成互補的能源互聯網。二是大力支持儲能技術研發。通過對儲能技術的研發，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管理提供技術基礎，也為能源互聯網的構建提供可行性保障。三是構建全方位、多主體的能源互聯網平臺。將分布式能源、電網、電動汽車和家庭發電組成能源互聯網平臺，依托能源智能管理系統，實現用戶需求的適時響應，并基于用戶需求端開發智能供電系統;依托新能源、儲能、柔性網絡和微網等技術，實現分布式能源的高效、靈活接入以及生產、消費一體化;依托能源市場交易體系建設，逐步實現能源網絡的開放共享。

(四)由以政府調控為主向市場引導為主轉變

由于一些能源行業的自然壟斷性，能源市場化改革一直是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議題。長期以來，能源市場價格受到政府管控，雖然經歷了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和探索，成品油價格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但是天然氣和電力的市場化改革還未實現。天然氣方面主要原因是天然氣供給來源和供給渠道的特殊性，具有自然壟斷性，因此天然氣市場化改革緩慢。在需求方面，居民用氣交叉補貼較為嚴重，還未出臺工商業用氣和居民用氣的市場化政策。目前網運分開方向已經確定，相關政策開始鼓勵多方主體參與建設天然氣管道，市場主體的活力得到進一步激發。在電力供給方面，由于涉及利益主體眾多，再加上技術上的限制，電價一直采用政府的定價，因此電力市場化改革一直相對滯后。

為實現能源產業由以政府調控為主向市場引導為主的轉變，未來相關政策優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通過市場化手段，促進能源結構優化。減少政府干預，改革能源產業行政審批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模式，建立包含污染成本的能源價格定價機制，促進企業節能減排技術改革。二是繼續完善天然氣和電力的市場化改革。對電網、發電企業等繼續加快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推進配售電改革，打破壟斷，推動天然氣和電力企業市場化改革。對油氣基礎設施、油氣管網運營機制進行市場化改革，鼓勵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天然氣開采、進口，加快管道、LNG接收站、儲氣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平開放，通過增加競爭來降低成本[10]。三是逐步取消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的巨額補貼機制，建立可再生能源市場化交易機制。四是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推進適應可再生能源特點的電力市場體制機制改革示范，逐步建立新型電力運行機制和電價形成機制，積極探索多部制電價機制。

(五)由國內供給體系向國際供給體系轉變

隨著我國能源結構向清潔化、低碳化轉型，尤其是在煤改氣工程以后，石油和天然氣短缺更加嚴重。我國未來將進入電氣時代，這將進一步刺激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的需求。因此，能源供給體系從國內供給轉向國際市場供給將是重要的戰略布局。要通過加強對外能源貿易，開拓能源海外市場緩解我國能源供需矛盾，從而保證我國能源安全。按照互利共贏、多元合作的思維融入并構建相對安全的國際能源供給體系，是未來的戰略選擇。

為實現由國內供給體系向國際供給體系轉變，未來相關政策優化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在已有能源貿易合作的基礎上，重點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該區域的石油剩余探明儲量為1338億噸，占世界總儲量的57%;天然氣剩余探明儲量為155萬億立方米，占世界總儲量的78%。從區位上看，“一帶一路”密切聯系著能源消費國和能源生產國，優化能源配置、增進能源合作是沿線各方共同的意愿[11]。因此，中國應該繼續加大與沿線國家和地區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與合作，依托中緬油氣管道項目、中俄天然氣管道項目、中巴經濟走廊等項目帶動多方能源合作。在沿線國家開展區域電網升級改造，建立安全高效的油氣管道。二是繼續推行國內能源企業“走出去”戰略。重點支持并打造一批能源“走出去”明星企業，通過與國外能源供給方建立聯合開發、共同受益的合作項目，打造命運共同體。要積極開拓石油、天然氣供給新渠道，構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給體系。三是借助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智慧能源的手段，搭建能源主要生產國的全球能源互聯網。優先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能源互聯網[12]，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煤、電、水、風、光等各類能源轉化為電，并遠距離傳輸，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的效益和經濟性，帶動各國的經濟、產業發展。通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能源網絡輻射歐洲、中東、非洲和美洲等其他地區，增強國際能源事務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