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有黑龍江省內電企反映，受煤價走高等多重因素影響，黑龍江地區的發電企業普遍虧損嚴重，負債率也偏高，當前普遍存在的“先交錢、再給煤”的交易方式，進一步給發電企業帶來巨大資金壓力，極有可能導致電企“沒錢買煤”。

專家建議設立“調峰煤礦”

如何更好地解決黑龍江煤炭保供問題?

前述專家認為，黑龍江擴大從省外調煤會遭遇運價過高推升煤價等諸多困難，鑒于目前該省仍有一定數量的煤炭資源，所以近幾年解決保供問題應從提高省內自給率上下功夫。

該專家表示，黑龍江當地煤炭資源應得到合理配置，按照《方案》要求，新核準的擴建項目單井建設規模不得低于30萬噸/年，而目前該省產能30萬噸/年—120萬噸/年的煤礦數量較多，應加快該類煤礦的審批、產能核增 。同時，建議國家對內蒙古運輸到東三省的煤炭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以加大東三省煤炭供應。此外，還應充分挖掘潛力，盡快釋放優質產能。

據介紹，從全國范圍看，當前我國煤炭產能仍過剩，但環保和安全生產檢查頻繁，且這兩項因素又與政績掛鉤，導致很多煤礦停產、限產，進而導致部分地區煤炭產能利用率低，產能得不到有效釋放。而新增優質產能的釋放又需要較長時間，遠水難解近渴。

吳立新認為，黑龍江的煤炭供應問題是在去產能政策實施兩年多后、新能源出力不足情況下集中爆發出來的，是季節性缺煤的典型案例，“東北地區、西南等地都面臨著這樣的煤炭供應動態平衡能力考驗。”

據介紹，以位于西南地區的云南為例，其本身煤炭資源總量達691億噸，居全國第九、南方第二位，同時水電資源也非常豐富。在能源轉型中，云南逐步降低煤炭比重。在2016年退出1896萬噸、2017年退出169萬噸后，云南煤炭產能大幅下降，而遇到水電出力不佳情況時，煤炭供應又一時難以跟上。在煤炭保供壓力之下，今年，云南煤炭去產能目標定為58萬噸，較之前幾年有了大幅下降。

對此，吳立新建議，用煤地區可以考慮增加儲煤設施建設。同時，建議設立“調峰煤礦”新機制，在應急狀態下，允許煤礦提高產量，并對由此帶來的成本增加給予適當優惠政策。再者，還可借鑒陜煤集團與重慶市的合作模式，鼓勵用煤地區與煤企合作設立儲煤基地。此外，還可充分利用進口煤調控市場供需。最后，還要及時提升運力以適應煤礦調峰季的特點。

評論：誰在束縛煤炭先進產能

近兩年，黑龍江煤炭保供經歷了不少“折騰”。緊急求助煤炭央企調運、調低去產能目標、提前半年部署保供……黑龍江已成為煤炭行業去產能政策實施之后被保供困擾的典型。

毋庸置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救活”了煤炭業，也為行業的提質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然而，近十億噸落后產能被淘汰之后，煤炭行業自身及外部形勢必然發生深刻變化。

事實上，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在今年4月份發布的《關于做好2018年重點領域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通知》就明確提出，煤炭去產能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由總量性去產能轉向系統性去產能，加快優質產能建設步伐，統籌做好去產能與保供給相關工作。

但是，在兩年多的去產能之后，保障煤炭供應所面臨的形勢已“今非昔比”，各種新問題、新情況迭出。

例如，當前我國煤炭的產能利用率仍偏低，產能得不到有效釋放。其中，環保壓力是原因之一，在“環保風暴”席卷下，煤礦、洗煤廠、儲煤場等均受影響，在現行的“關停”機制下，環保檢查所到之處，上述生產環節常實行停產整頓。安全生產與環保對煤炭產能釋放的作用類似，其初衷雖是提升煤炭產業發展質量，但短期內仍會抑制產量。尤其是這兩個因素又與地方官員的政績掛鉤，“一關了之”成為了很多地方在面對安全檢查和環保督查時最便捷、高效的選擇。

而先進產能得不到有效釋放、產量提升不明顯的另一個原因則在于煤炭行業整體效益的好轉。受益于去產能，近年來我國煤炭產能得到優化，大批落后產能被淘汰，以往供過于求的市場形勢得以改善，煤價逐步回升，企業盈利水平提高。這本是行業質量提升過程中的必然，卻被一些煤企簡單理解為只要減少煤炭產量、壓縮煤炭供應，就可以維持高煤價、保證自身利潤。因此，當前有部分煤企從主觀上就不愿多生產煤炭、增加煤炭供應。

此外，雖然我國煤炭行業整體已從過去的粗放型生產轉向集約化生產，但不可否認的是，從“粗放生產時代”走來的很多煤礦存在手續不全、“無證開采”等問題，這其中不乏很多大型煤礦。近年來，隨著政策收緊，這些已具備生產能力的煤礦現在多數需要補齊證照后才可生產，也造成了實際產量與統計產能之間的差距。

又如，煤炭需求的季節性特點也需引起更多重視。夏季和冬季是煤炭需求的高峰期，但同期煤礦產能難以無限擴大。去產能政策實施兩年多后，這種不平衡不斷擴大。很多傳統的煤炭調出省轉變為調入省，一些省份的煤炭調出量減少，部分省份的調入量增大。供需兩端的角色已發生顯著變化，與之相配套的運輸通道、運力卻難以在短時間內“更新”，遇上用煤高峰季，供應緊張形勢極易加劇。

可以看出，諸如以上這些新情況，已不僅僅是煤炭行業內部的問題，也牽涉到其他相關領域的協作;不僅僅是由單個因素引起，更涉及到了體制機制優化。這些系統性、結構性的問題，必然需要相關部門制定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而這也恰恰是煤炭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攻堅時期的重要表現。越是困難的，越不能放松，越需及時研判、及早部署。

當前，我國能源轉型步伐蹄疾步穩，煤炭消費比重逐年下降，但煤炭仍是我國主力能源的事實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如何不被煤炭保供追著跑，如何平衡能源轉型與民生、經濟的關系，是擺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限時”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