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一旦我們把幾億年來已經固化在地下的化石能源，都從地下挖出來燃燒了之后，大量原來固化在地下的碳元素都將釋放到大氣中去。理論上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將恢復到幾億年前的2000ppm水平(當時地球上還沒有出現哺乳動物)。在那種情況下，地球上的哺乳動物到底還能不能生存，我們還無法判斷。因為我們不知道，當時地球上沒有出現哺乳動物的原因，是因為還沒有足夠的時間進化出來，還是由于那種高濃度二氧化碳的氣候環境，根本不適應哺乳動物的生存。總之，我們人類能源的轉型不僅是必須的，而且，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是越早越好。

另一方面，如果從表面上看，煤炭作為能源燃燒的主要問題似乎是污染嚴重、效率低下(碳排放高)，但它的好處則是相對的便宜。發達國家之所以都堅決的實施煤電的退出策略，筆者認為，他們更重視的是煤炭的本質問題(不多)，而不是煤炭的表面問題(不好)。因為，他們很清楚，解決了煤炭的本質問題，表面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即使我們解決了表面的(不好)問題，本質(不多)的問題依然會存在。因為，假設我們的能源不轉型，即便我們可以成功地解決了煤炭的污染和排放問題，沒有了氣候變化的壓力，我們也只不過是能把煤炭的必須轉型期限，延續了一、二百年而已。所以，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為：煤炭的最主要矛盾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因此，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發達國家的關注點都不在于煤炭和煤電的技術進步上，而在于能源的轉型(讓煤炭燃燒方式的使用徹底退出)。

目前我們行業內的很多人，完全沒有認識到煤炭的主要問題——并不是“不好”，而是“不多”。所以，我們常常過分關注解決煤炭(包括煤電)的污染和效率問題，但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煤炭需要轉型的根本。那些煤電的出路在于市場化、或者煤電出路在于技術創新的種種論斷，其實都是建立在煤電的主要矛盾是“不好”的基礎上的結論。另外，過分關注煤炭不好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不能準確地認識散煤替代。盡管我們都承認，用煤炭發電比散煤直接燃燒的污染少很多，效率也會高一些，但是，這絲毫也改變不了煤炭的資源有限性，不可持續性和必須要轉型的根本方向。因此，散煤替代的政策并不意味著就要用煤電去替代。特別是當我們國家的煤電機組的平均利用小時已經如此之低，國內的棄水、棄風、棄光的電量已經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如果能用清潔電力替代散煤，直接完成能源的轉型難道不是更好嗎?

總之，在當前我們還不得不用煤炭的現實情況下，對于煤炭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煤炭第一層次的問題(不多)是本質矛盾，應該能少用，盡量少用，能轉型，盡早轉型。在此基礎上，第二個層次的矛盾(不好的問題)，才是包括散煤治理在內的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筆者認為：我們這些年煤電發展中的問題，主要混淆了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關系。我們在強調散煤替代、煤電治理污染和提高效率的同時，卻忘記了更重要的，煤炭應該能少用時、盡量少用，能轉型時，盡早轉型的根本。不僅如此，我們煤電的超常規大發展，客觀上還一定會對清潔能源的發展構成巨大的影響。從數據上分析，自從我們煤電產能開始較嚴重過剩的2014年起，由于受到市場的擠壓，我國的清潔能源就遭遇到了嚴重的困境，棄水、棄風、棄光的電量逐年加大。與此同時，由于煤電的過剩產能不可能很快就去掉，為緩解矛盾我國的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的增速，都不得不迅速下滑。也就是說，不管我們主觀上能否意識到，煤電的超常規發展，已經對我國的能源革命和電力轉型造成了實質性的阻礙和威脅。

此外，我國煤電的產能的嚴重過剩，不僅影響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且也嚴重的傷害了所有的煤電企業自身。2014、15年我國煤電的發電量不增反降，我國煤炭的價格一路平穩下滑。促使我國成功地完成了煤炭的去產能工作。但到了2016年，隨著我國煤電裝機的高速增長和棄水、棄風、棄光電量的加劇，我國的煤電發電量也開始了恢復性的增長。但這種逆能源革命潮流而動的后果所帶來的一個副作用，則是煤炭價格的快速回升。這使得絕大多數的煤電企業，同時遭遇到了利用小時下降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雙重困境。很顯然，事實證明：在能源革命的大趨勢下煤電產業不理性的發展，帶給煤電企業的絕不可能是什么利益，而一定是困境。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2016年我國的煤電發電量不是恢復性的增加，而是繼續大幅度的下降，煤炭的需求也繼續下滑，那么我們市場上煤炭的價格，怎么可能會快速的上漲?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國的煤電矛盾根本就無解，其實，如果問一問誰是煤炭價格不理性上漲的推手，除了煤電還有誰呢?顯然，只要煤電繼續無序擴張，我國的煤、電矛盾就一定無解。相反，能源革命、電力轉型和正確的煤電發展方向，才是解決煤電矛盾根本。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首次明確的提出了煤電要去產能的要求。客觀地說，在此之前在媒體上我們從來就聽不到“煤電要去產能”的聲音。我們所聽到的業內的專家幾乎都是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我國的煤電并不過剩(最多只是承認是相對過剩、暫時過剩)，還需要發展(其理由，竟然是目前的裝機尚不能滿足十年之后可能的需求)，以及我國的煤電技術已經多么多么先進(如煤電的超低排放比燃氣的排放還要低)等等。正是這些不客觀、不理性的行業偏見，誤導了我們煤電行業的發展。

現在不少人都把我國煤電的無序擴張的責任，推給地方政府。我們承認，中央審批權下放之后，地方政府確實是很多煤電項目審批的主要責任人。但是，客觀地說，導致我國煤電無序擴張，以致出現今天的行業整體困境的主要責任，絕不是某個地方政府，而是在于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行業內的一批主流專家，出于某種行業的偏見和部門的利益，誤導了社會，也誤導了地方政府。大家想想，既然行業內專家們都說我國的煤電不過剩(即使過剩也是相對的、暫時的)還應該大發展，并且說我們煤電的排放已經比燃氣還要低了，我們為什么不能利用它來拉動我們地方的經濟呢?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清楚，煤電的真實情況和無序擴張的慘痛后果，他們怎么會做出這樣不明智的選擇?

好在，這一切已經過去。目前，煤電去產能已經被國家正式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不過，此時此刻，我們還需要反思、需要強調，反思我們為了擴張煤電規模而誤導輿論的慘痛后果，強調我們煤電去產能的目標和動力，不能僅僅是為了給電力行業暫時的脫困，而應該包括更重要的能源革命和電力轉型。

因此，在煤電去產能的一些具體措施上，我們一定要把握煤電的根本出路在于轉型這個大方向。燃煤發電的技術創新和進步雖然也是重要的、有益的，但是，前提應該是不能因為過度宣傳而干擾和影響我國煤電的轉型。任何不利于煤電轉型的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特別是一些虛假、過度的宣傳)，客觀上都可能會造成對能源革命的反動。前幾年，我們電力行業已經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學費”。客觀地分析造成電力行業目前困境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自己。此時此刻，但愿我們行業內的專家們能尊重科學、尊重現實，站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超越眼前的部門利益，拋棄行業的偏見，亡羊補牢的補好這一課。為此，我們應時刻強調，在能源革命和電力轉型的大趨勢下，煤電發展的唯一出路只有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