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缺電到省錢：自備電廠“大戶”的擴張動因

山東魏橋創業集團的張上平不僅是“山東首富”，還是自建電廠、電網的“紅人”媒體曾多次引用下面這段對話：

“你是不是建電廠上了癮?”

“我是被高電價和壟斷的。”

張士平曾表達過魏橋白掏腰包辦電廠的最初動因：電價高，還動不動就停電。換句話說，企業原本是想用公用電而不得才開始自建廠網，但到了2003年，自備電廠的擴張開始向電力“正規軍”發起挑戰。

《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3月寫道：當年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拉閘限電，但作為經濟大省和人口大省的山東好像是個特區：盡管經濟增長保持了12%以上的速度，卻遠離了“電荒”，而且電力供應綽綽有余。

在當時3000萬千瓦的總裝機容量中，企業自備電廠占300萬千瓦，達到10%，僅在23年，以自備電廠為主的小電廠就增加了200萬千瓦。

在魯西小城的荏平縣，東方希望集閉、信發鋁業、華信鋁業等3家電價率大廠正忙于新建、擴建各自的自備電廠。這時魏橋對自備電廠的投資也已經達到27億5個電廠，年發電量約15億千瓦時。

上述幾家企業后來與魏橋一起，都成了自備電廠“大戶”，不僅在山東，還在新疆、寧夏等其他重化工業聚集地建起了自備電廠，可謂生產線開到哪里，電廠就建到哪里。“自備”已失去“備用”之意，企業對公用電力資源的依賴大大減小，反面讓電力行業認為這些自備也廠和自已“搶飯碗”。

自備電廠的建設熱潮源于低成本的誘惑。

當時的橋、自發自用至少比從電網買電便宜0.2元;荏平的三大電解鋁廠自發自用要便宜近0.2元錢.

但正是這份低成本讓電力行業極為不滿：公用電廠承擔了諸多社會職能，而自備沒有;公用電廠治污的投入占到總投資的三分之一，而自備往往缺乏對除塵、脫硫等最起碼的投入;自備機組出問題時要占用電網備用資源，加大了電網運行成本。

往小了說是競爭環境不公平，往大了說是侵占社會總福利。

發電閣提出的“自備三宗罪”日后的確有所緩解，比如一些自備電廠花錢升級改造，加裝脫硫、脫硝設備等，但總休成本依然比使用公用電要低，高耗能企業始終未能打消自建電廠的念頭。

十多年之后，電力直接交易如火如茶，自備電廠也隨9號義配套文作的發布而慢慢升溫。

與魏橋并稱“山東三大龍頭”的南山集團電力相關負責人曾介紹，集團計劃述設一個航空產業園。若園區用電量逐漸上升，現有的自備電廠裝機容量是不夠的。而如果不能通過參與體制改革獲得較為優惠的電價，以能擴建機組來滿足負荷增長需求。

然而，半年之后,2017年3月30日下午，南山集團官網發布新聞，為響應國家淘汰落后產能的號召，南山集閉于2016年年底前對其熱電廠的2×60MW機組完成了主設備停用拆除。除此之外，魏橋的10余臺機組以及信發的10臺機組也將在2016—2020年間陸續關停。

在國家嚴控燃煤電發展的情況下。建設自備電廠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如果能夠參與直接交易，購買價格較低的電力，雖然可能沒有自備電來得“長久”來得“穩”但也不失為一種合算的選擇，而出于市場公平起見，許多省區都要求，自備電先要繳納基金和附加，才可以參與交易。

自備問題還是在“死循環”。

據中電聯統計,2016年上半年我國自備電廠裝機容量同比增長15%。與此同時，個別地區公用電廠還“倒戈”變自備，試圖脫網，屢次違反調度指令，最終調度機構只得取消相關電廠操作人員的受令資格，而相關主管部門多次處罰，勒令整改也難見實效。

一位從事監管業務的人士指出，在規范管理自備電廠上還是缺乏配套制度，這使得監管往往無從發力。

“一直默認把它當成用戶來看待，沒有真正納入電力行業。

那么，怎么實現從用電企業到供電主體的身份轉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