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風電消納是世界性難題，與國外相比，我國的風電消納問題更為突出。棄風問題難解，暴露了我國能源規劃、建設和運行中的種種矛盾。總體而言，我國風電棄風限電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風電發展規劃不完善，電源與電網規劃脫節，風電規劃與火電、水電等其他電源規劃脫節。中國風電發展的主要矛盾是大規模和高速度發展的風電裝機、發電能力與電力送出、消納能力的矛盾。近幾年來，風電電源工程建設投資與并網裝機容量一直呈現上升態勢：2013年，風電完成投資631億元，同比增長3.9%，全國并網風電裝機容量7548萬千瓦，同比增長24.5%;2014年，風電完成投資960億元，首次攀升至榜首，并網風電9581萬千瓦;2015年1～8月，風電完成投資571億元，同比增長28.7%，新增發電生產能力1014萬千瓦，在建規模2225萬千瓦。雖然電網企業已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配套電網工程投資，但由于電網規劃與風電發展規劃脫節，加上二者建設工期不匹配，導致風電項目與電網項目不協調，風電窩電嚴重。

目前，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在經濟新常態、電力需求放緩的背景下，各地火電項目出現了熱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局面。2015年1～8月，火電在建規模同比大幅上升，已投產3082萬千瓦，在建規模8758萬千瓦，數字有些觸目驚心。投建火電項目雖有拉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但長遠看無異于“飲鴆止渴”。

火電大規模上馬加劇電力產能過剩，風電的生存空間也將被進一步擠壓。如果這種勢頭不加以遏制，未來幾年“三北”地區風火矛盾或將變得更加尖銳，棄風限電問題也將更嚴重、更難解決。這一矛盾還反映出一個深層次問題，即我國能源發展缺乏統一規劃，在年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背景下，火電、水電、風電、核電、光伏究竟發展到多大規模比較合適至今沒有定論，各規劃目標在政府部門之間未達成統一共識，各電源規劃的制定帶有明顯的局限性。

第二，風電布局不均衡，消納問題突出。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呈現典型的逆向分布特點。一方面，我國風電資源集中在“三北”地區，當地由于經濟欠發達，電力市場容量不大，消納能力較弱。“十二五”期間，東北地區風電裝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當地電力需求的增長。受經濟增長穩中趨緩等因素影響，2014年電力消費需求增速創1998年以來新低，預計今年東北和西北區域電力供應能力仍然富余較多。

為消納“三北”地區風電、加大非化石能源利用強度，國家能源局等有關部門規劃建設12條大氣污染防治輸電通道，從西部向京津冀魯、長三角及珠三角等地區送電。大氣污染防治12條輸電通道以及已投運的風火打捆外送專用通道中，已確定配套外送風電1500萬千瓦、光伏發電400萬千瓦左右。經測算，所有輸電通道經挖潛還可再打捆外送2000萬千瓦左右風電。盡管如此，“十三五”期間也只有約4000萬千瓦的可再生能源外送能力，仍難以滿足所有風電大基地送出需求。

另一方面，我國風電集中地區電源結構單一，系統調峰能力薄弱。風電本身具有隨機性、波動性和間歇性特點，風電并網需要配套建設調峰電源。而我國風電集中的“三北”地區電源結構單一，抽水蓄能、燃氣電站等靈活調節電源比重不足2%，特別是冬季由于供熱機組比重大，調峰能力嚴重不足。從理論而言，火電系統擁有一定的靈活調節裕度，火電機組可以為風電進行調峰，但調峰所付出的成本需要有所補償。由于各個發電機組的上網電價由政府確定，機組之間喪失了靈活調節的動力，市場激勵機制缺乏，導致電力輔助服務動力缺乏。

第三，風電審批權下放，地方政府規劃監管能力不一。《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明確，企業投資風電站項目核準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下放至地方政府投資主管部門。權力下放之后，風電項目如何核準，如何加強規劃、監管成為擺在當地政府面前的難題。總體而言，地方政府積極性高，但也有盲目追求政績的短視。有些地方政府對本地資源、系統配套能力和消納的重要性認識和理解不透，在穩增長壓力之下，盲目推進項目進程，在不具備電網送出等開發條件的前提下，催促開發企業開工建設項目。部分地方甚至不按國家統一規劃，擅自審批計劃外新項目，導致國內眾多地區風電場棄風限電現象加重。

再加上，有的企業也急于擴大規模、搶占市場份額，不計后果加快項目上馬，造成無序建設。此外，國家發展改革委釋放的風電調價信號，也導致眾多開發商爭相趕在年底大限之前搶上項目，這客觀上進一步加劇了部分地區的棄風限電形勢。

第四，電力管理存在突出矛盾，保障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相關法律難以全面落實。2006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法》的施行，使可再生能源終于有法可依，“國家鼓勵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國家將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列為能源發展的優先領域，推動可再生能源市場的建立和發展”等表述彰顯了國家推動清潔能源發展的決心。2007年，我國發布《節能發電調度辦法(試行)》。2015年，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法》進行了修改，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又配套電改出臺了《關于改善電力運行調節促進清潔能源多發滿發的指導意見》。從整體上看，這些文件都不具有法律約束能力，落實這些制度的具體執行辦法“缺位”，很難對優先使用清潔能源作出強有力的規制。面對這種現實，發電企業不得不將希望寄托在“可再生能源配額制”之上，但由于配額制涉及多個地區、多家企業的切身利益，政府、企業難以達成共識，制度至今都未出臺。目前，多數省區仍采用年度發電量計劃管理，維持所有機組“平均上網小時數”的政策，加上省級政府具有自由裁量權，導致風電機組為火電機組讓路。“十三五”期間，如果電力運行管理還以常規電源為主，不針對新能源發展特點作出實質性調整，棄風限電的局面仍將持續，并有繼續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