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工信部副部長苗圩批評中國風電產能過剩，并點名批評甘肅酒泉所建的千萬千瓦級電站，而酒泉當地官員近日通過媒體駁斥了這一說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國風電產能的確存在過剩，官方亦予以承認。

不過風電產業最蹊蹺的現象在于：這個配套電網至今不完善、大量設備閑置、上網價格被壓低的產業，是如何一再吸引大型央企、地方政府擠破腦袋也要進入的?

政策信號：這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兩會期間，工信部副部長苗圩批評中國風電產能過剩，并點名批評甘肅酒泉所建的千萬千瓦級電站，而酒泉當地官員近日通過媒體駁斥了這一說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我國風電產能的確存在過剩，官方亦予以承認。

不過風電產業最蹊蹺的現象在于：這個配套電網至今不完善、大量設備閑置、上網價格被壓低的產業，是如何一再吸引大型央企、地方政府擠破腦袋也要進入的?

2003年前，風電發展緩慢

一個人裝修房子，當衛生間的所有衛浴設備都安好后，卻突然發現沒有打通下水道。風電產業就處于這樣一個尷尬的境地，大量風電場建成后，卻苦于找不到接入電網，產出無法送到用戶手中。這種尷尬顯然不是無知與疏忽大意能解釋的。

實際上在2003年之前，我國的風電產業發展都還處于平緩狀態。1985年，我國開始相續引進丹麥、德國等國家的風電設備，但只是小范圍試點。1995年，原電力工業部曾提出2000年風電裝機量達到100萬千瓦的目標，但2004年卻只完成了76.4萬千瓦。可僅一年后，這個數字就變成了126萬千瓦，4年后突破894萬千瓦。而如今內蒙、甘肅等省的胃口已經奔向千萬千瓦去了，甚至連云南這樣不具備風能優勢的省份也上馬項目。

04年前后，政策刺激下瘋狂上馬

2004年前后是中國風電產業的轉折時刻，相續有政策利好釋出。在“十一五”的風能指標計劃中，國家計劃推出100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

而發改委亦打破特許，下放了5萬千瓦級以下項目的審批權，這實際上給地方開了一個口子，很多地方政府將風電項目拆分成若干個小于5萬千瓦的項目，以此逃避審查。據報道，內蒙古一地方政府就將一片40萬千瓦的風電場，拆分成8個4.95萬千瓦的風電場核準給同一家公司開發。

地方熱衷風電項目最重要的原因，是2006年國家頒布的《可再生能源法》，其中對風電項目的扶持多少有過頭的嫌疑，該法要求：電網企業應當全額收購可再生能源，為了支持新能源發展，新能源發電的上網電價也比傳統電源要高。這種扭曲價格的政策行為，給予了風電投資者們極強的信心。產多少賣多少，這是天下最大的好事。

雖然虧損，但仍趨之若鶩

風電突然“發力”始于2005年國家可再生能源法的出臺。這部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給風力發電產業描繪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各大公司像跑馬圈地，一窩蜂地上，爭項目、爭設備。趨之如騖的投資者在招標時亮出“跳樓價”，使很多風電項目仍處于虧損狀態。

風電產業政策有著極強的計劃色彩，這使得國內不少風電廠距離電網都有數百公里的距離，管道建設需要費用。高額的輸電成本和低廉的買電國家定價，電網巨頭們對此自然沒興趣，因而政策優惠就很難落實到風電企業上。

根據2009年電監會《中國風電發展現狀調研報告》顯示，我國多數項目等效滿負荷運行小時數遠低于設計值，但這仍未能阻止風電熱。據悉，山東魯能、三峽等大型國企都有意將風電作為未來重要業務。而內蒙古更制定了2010達到500萬千瓦的目標，有意思的是中央對內蒙的規劃才100萬千瓦。

碳交易：新的救命稻草?

“清潔發展機制”讓風電再熱?

是什么原因驅使它們去做這筆看似無利可圖的買賣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國際間碳交易。在全球減排的趨勢下，中國風電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2005年開始的“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下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彈性機制。因為有些發達國家不愿降低生活標準，且通過技術減排的空間已經很小，于是該機制允許一些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來抵消自身的減排指標。具體而言，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項目能得到認證并證明其達到了減排效果，便能得到減排認證，一噸二氧化碳排放指標等于一個減排認證。而發達國家為每個減排認證所支付的價格在10到15美元之間。

據分析，中國已成為這項機制最大的受益者，共獲得了1.53億碳信用額，占到了“清潔發展機制”所發放認證的一半以上。中國眾多企業從中獲利，比如重慶市的企業，截止去年底，該市企業得到聯合國認可的減排總量為184萬噸，以時價計便可獲得碳交易1.25億元，除此之外，他們還有30個項目近860萬噸的減排量正在等待聯合國認證，這筆錢共值5.85億元。而重慶并非申請獲得碳交易最積極的省份。

中國風電從減排中嘗到“甜頭”

風電行業作為新能源產業，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創收機會，實際上行業內對此也毫不避諱，在行業網站中國能源網的一篇報道中，文章開宗明義寫到：投資新能源項目，不僅利于環境，還能通過碳交易創收。該文介紹：浙江省第一個大型風電項目——慈溪風電成為新能源“綠色效益”的受益者。該風電場已累計發電7000萬千瓦時，碳交易創收約445萬元。

在具體執行中，該廠的減排量計算，是以廠實際發電量作為依據，據測算，慈溪風電場一期風電項目全年可發電1.1億千瓦時。與相同發電量的燃煤火電比，每年可節約標煤3.18萬噸，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約9萬噸，節約淡水27萬立方米。換一句話說，在單位產量所獲得的減排量不變的情況下，你的產量越大，獲得的減排量就越大，碳交易的收入就越多，這無疑有利于中國風電業的建設熱情。

在許多風電行業網站中，探討企業如何從碳交易中獲利的專題文章還有很多，可見中國企業對此的熱衷。

聯合國指責中國企業騙取資金

從各種新聞報道來看，中國部分電企進入“清潔發展機制”的目的本末倒置，“清潔發展機制”的一個原則是，該項目必須證明在沒有外部投資就不會開展的情況下，才能獲得認證。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給中國提供資金，目的是幫助中國發展本來不能發展的節能產業。但中國部分企業卻將國外資金當成了發展風電的一個補充或投資，甚至借此盈利。

國際上對于中國的質疑一直沒有停止過，終于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會前夕，聯合國停止了對中50家風電項目申請信用額度的審批，這50家企業多數為大型國企及其下屬公司。

聯合國專家懷疑中國正在利用產業政策來騙取碳交易資金。事情的直接起因，是2009年7月發改委對風電電價的新規定，該規定實行定額上網電價，取消了招標制度，四類資源區標桿電價分別為每千瓦時(度)0.51元、0.54元、0.58元、0.61元。據報道，有聯合國專家認為，該規定是在有意降低上網電價，從而加劇風電行業的經營困難，使得眾多企業符合“清潔發展機制”的門檻。

中國對此自然是強烈反對，并強調調低電價，是出于宏觀調控的考慮，與獲取資金無關。這場風波隨著哥本哈根大會的落幕而暫時平息，但它也有助于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上網電價不高，企業利潤率低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有這么多企業愿意投資風電，而且多數為大型國企。

至少三分之一設備閑置

前文已經說到，我國大量風電項目距離電網過遠，而與火電并網也面臨重重技術困難，至今難以克服，這使得多數項目處于閑置狀態，譬如內蒙卓資縣去年總裝機容量達到10萬千瓦時，但由于電網送出系統的能力太差，電廠發出的電在當地消化不完，外送也送不出去。近一半的風電機組閑置，只有2/3的風電能夠上網。

內蒙古發改委官員曾透露：“目前內蒙風能資源的格局是：1/3已開發、1/3在開發、1/3被閑置。”三分之一閑置，這也和全國其它省份的狀況接近。

違背“廠網分離”原則

由于風電發電量較小，約相當于火電同等裝機的40%左右，在相同電網等級條件下，對風電的線路投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電網的投資效益。因而電網公司對為風電新增線路并不積極。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風電廠采取了變通手段，他們邀請電網巨頭們入股風電項目，直接參與電場投資，用利益捆綁來促進他們對電網的投資。然而這種變通手段，顯然與“廠網分離”的電改方向違背。

威脅電網穩定與安全

另一個常被人們忽視的威脅是，現有電網的格局，使得風能反而影響電網的穩定。

原則上，風電占電網的總量不能大于5%，一旦超過，就會影響電網質量，其原因很多，比如風電不像火電、水電一樣穩定，風電依賴自然風，總是時有時無。此外，我國風能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華北地區，如內蒙、甘肅，而這些地方往往是電網覆蓋面最低的，國家電網專家胡兆光就表示：“這些地方一旦電場同時發電，當地電網就將崩潰。”

盡管國家電網已經承諾了要在這些地區建設更多電網，但建設速度，恐怕很難趕上風電的發展規模。

更尷尬的是，它或許并不環保

現有電網不能吸收足夠風電還產生了另外一些尷尬，前文提到了最近引發關注的酒泉風電廠，酒泉市計劃到2015年安裝總發電能力為1270萬千瓦的風力渦輪機，甚至超過中國當前的核電能力。但與此同時，由于擔心風電的輸送不足，當地政府遂準備建設920萬千瓦的新燃煤發電能力，以備不時之需。為發展清潔能源而準備高污染的燃料做后備，這局面多少有些喜劇效果。而據一些專家的分析，酒泉市這些新增燃煤的發電力，已相當于匈牙利的全國發電能力。

風能產業最大的悖論在于，由于配套電網等因素的不完善，這并不是一個能賺錢的行業，但仍然有大大小小的資本進入，且愈演愈烈，作為風電產業主管部門的工信部，已經在公開場合多次表示對過剩的擔憂，但這樣的呼吁似乎無濟于事，在聯合國對中國碳交易收緊的情況下，風電行業投資熱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