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宇：首先，我認為光伏和風電并不相互對立，可能定義為競合關系更為確切。從歷史
角度看，風電度電成本一直比光伏低很多，但另一方面，特別是近幾年，光伏的成本下降
速度已經明顯超過了風電，加之光伏行業更加貼近用電側分布式發展模式，因而成為近期
關注熱點。當然，我們也非常樂見光伏度電成本能夠進一步下降。

但是，我覺得風電本身也具有很大的成本下降空間。單純從技術角度而言，與很多成熟行
業的科學技術相比，風電還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間。

記者：這些空間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王曉宇：首先，光伏成本下降速度非常快，但其效率提升的速度卻遠沒有達到預期。雖然
風電成本的下降速度并不盡如人意，但能量利用效率的提升速度卻非常搶眼。10年前，
82米的風輪直徑在業內已經是很大了，那時常見的風輪直徑只有50米、60米。而現在，
直徑達到140米、150米、160米的風輪都已經不再是新鮮事了。風輪直徑的增大會成比
例提升風能效率。

除了風輪直徑，輪轂高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數。輪轂高度提升以后，在很多地區，
特別是中東部地區，風速增加非常明顯。也就從去年開始，風電行業才意識到，原來測
風時豎80米、90米高的測風塔，風速只有5m/s左右，但如果把塔筒高度上升到140米，
風速會提高1m/s。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還有很多新的資源待發現。

光伏行業在材料方面的突破和提升所引發的成本效應，可能就像芯片一樣，會呈摩爾指數
式下降，而制造風機大量應用的還是像鋼材這樣的傳統材料，所以很難像光伏一樣，但其
在捕風效率、能量轉化效率提升上仍有很大空間。

記者：那么,在整體的風機功率上，國內的大型風機研發制造在國際范圍內處于怎樣的
水平？

王曉宇：國內大型風機優勢并不明顯，但并非取決于研發水平，主要還是由國內的市場
需求決定。

我相信目前國內企業有能力制造即便是10兆瓦的風機。但是風電和火電裝機很大的差別在
于，風電不是靠可控能源發電，所謂的兆瓦數只是一個名義兆瓦數。各不同的市場有不同
的單位千瓦掃風面積，目前，在我國用電負荷較大的地區，風資源相對較差，風功率密度
較低，這時如果想捕獲足夠能量，就意味著風輪直徑必須同步增加。但若能夠捕獲的能量
是相對固定的，繼續增加功率反而是浪費。

海上風電也是同樣道理，很多地方政府為爭奪海上風電資源，提出了鼓勵使用5兆瓦、6兆
瓦、8兆瓦甚至10兆瓦的風機。的確，歐洲海上風電使用的多為大兆瓦風機，但歐洲海上
風場的風速非常高，在北海風場，風速基本都在9m/s以上。在如此高風速條件下，風能密
度很高，風輪直徑太大反倒沒有必要，一定的掃風面積就可以捕獲足夠能量。這時使用2兆
瓦、4兆瓦的風機可能就不夠劃算，多數情況下，6兆瓦、7兆瓦甚至8兆瓦的風電更為合適
。同時，增加風機兆瓦數，還會節省很多基建投資。但在中國，除福建海峽部分地區風速能
夠到達9m/s外，廣東風速通常只有6-7m/s，江蘇可達到7-8m/s，山東很多地方風速只有約
6m/s。這種情況下，使用7兆瓦、8兆瓦、10兆瓦的風機意義不大。

記者：當前，陸上風電的可開發風速已經突破到5m/s，您如何看待這種可開發風速下降的
趨勢，是否會存在極限風速呢？您認為未來幾年影響風電開發的重要技術突破可能在哪些
方面？

王曉宇：風速下降到4.7m/s左右以后，其實際蘊含的能量會越來越少。當風速越來越低，
就要用更高的成本去捕捉能量。風速從5.5m/s降到5.2m/s甚至繼續下降，雖然風速呈現
線性下降，但可開發的區間卻不是線性增長。事實上，當塔筒高度達到120米，風速維
持在5m/s左右，中國幾乎有70%-80%的地區都可以開發風能資源了。當然，這并不是
一種特殊的技術，將相應的技術應用到高風速區域，發電小時數就會呈現更加明顯的增
長。但若將“三北”地區的風電外送到負荷中心，也要考慮輸送成本。

記者：除了技術手段外,還有哪些是影響風電平價上網的重要因素？

王曉宇：按照國家能源局制訂的路線圖，發電側的平價上網是在2020年，我認為除了技術
準備，還必須用市場化手段解決現在電力交易的問題。必須要讓風電企業在平價上網后，
依然能賺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