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看，歐洲可再生能源發展機制較為完善，各國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電力互濟，發展成效明顯。截至2016年底，歐洲可再生能源裝機達4.54億千瓦，占歐洲總發電裝機的43%;2016年，歐洲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比重達到了30.2%，其中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合計占比13.2%。風電已經成為丹麥和西班牙的最大電源，占兩國用電量的比重分別為34%和21%;而借助于清潔電力，英國在2016年的碳排放量下降到了19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

 

 

中國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可再生能源發展“冠軍”，到2016年底，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達到了5.58億千瓦，占全國總裝機的34%，接近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的30%;2016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為25.3%，不過水電占據大頭，風電與太陽能發電以14%的裝機占比僅僅發送了5.3%的電量。中國遭遇了嚴重的棄風、棄光問題，2016年平均棄風率17%，平均棄光率20%左右。

 

面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困局，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抓緊解決機制和技術問題，優先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有效緩解棄水、棄風、棄光狀況”。具體如何落實，對比中國與歐洲的可再生能源發展現狀，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發力點。

 

 

 

在歐洲，政府政策一方面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另一方面也在著力引導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規劃進程，在控制發展節奏上拿捏得比較好。例如，德國政府制定的光伏發電扶持政策，很注重將中長期發展目標與年度計劃進行有效銜接，利用靈活的上網電價調整機制引導分布式光伏發電的發展。具體而言，德國會根據上一年度光伏發電新增裝機規模與年度計劃的匹配度，來確定下一年度上網電價的調整幅度，如果上一年新增規模超出年度計劃，便會增加上網電價的下調比例，反之則適當減少下調比例，從而確保光伏發電的有序增長。在2016年第四次進行可再生能源法案修訂時，德國將上網電價政策調整為招標制，以緩解綠色電力裝機的爆發式增長。在英國，已經形成的固定上網電價、可再生能源配額責任制和差價合同機制體系，可以針對不同規模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涉及范圍更廣的碳交易及碳價機制、應對氣候變化稅等政策，也已經與可再生能源政策形成了良好的互補。

 

相對來說，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體系還處于逐步健全階段，這與中國可再生能源起步較晚有關系。1995～2003年左右，可再生能源處于起步期，扶持政策主要以推動產業發展和示范應用為主;2004～2014年左右，可再生能源進入快速發展期，政策轉為以激勵發展為主;2015年以來，可再生能源規模化發展態勢已現，政策轉向注重引導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目前，我國仍然在采用固定上網電價的補貼方式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種“一味藥材”強補的模式，對于推動產業起步與快速擴容效用明顯，但也帶來了國家補貼壓力大、可再生能源參與市場競爭的積極性不足等副作用。未來有必要進一步豐富“藥方”，變強補為溫補，既重視統籌規劃，給予可再生能源必要的成長空間，也要對產業進行約束和引導，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競爭、降低成本、優化布局、激勵消納，保證高質量發展。當前，隨著綠色證書交易機制的推出，可再生能源配額制進入籌劃階段，這種政策演變趨勢正在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