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幾年全國許多地區電力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從容應對的山東省，目前也出現了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而在此之前，陜西、湖北、山西、廣東、浙江等省電力供應緊張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近兩年剛剛趨緩的電力供應形勢，今夏再度趨于緊張。

　　這次的電力供應緊張，不禁讓我們想起四年前的所謂“電荒”。廠網分開后，由于全國大面積電力供應緊張，剛剛起步的電力體制改革被迫減緩。在全力應對電力供應緊張形勢的同時，人們發現，此次電力供應形勢嚴峻的主要原因在于發電設施的不足，于是紛紛上馬發電設備成為解決電力供應緊張的有效方法。而在缺電中山東能夠從容應對的訣竅在于一些地方電廠和企業自備電廠發揮了作用。事實上，經過隨后幾年的努力，我國的電力供應形勢確實出現了供需平衡的態勢。電力體制改革的步伐也隨之重新得以啟動。

　　然而，今年再度來襲的電力供應緊張為電力體制改革又增添了不確定因素。專家指出：“此次電力供應形勢緊張不同于上次，原因更是涉及到體制性因素。”實際上，在缺電地區反而出現了發電機組閑置的現象，開機不足成為電力供應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地方電廠開機率低的原因則在于缺煤。表現為一是煤炭供應不足，二是電煤價格太高，煤價與電價出現倒掛導致電力企業不愿意多買煤炭，發電動力不足。在這些問題的背后，最后都歸結到一點，即煤電之爭。

　　其實這個問題早已經不是什么新問題。煤炭市場放開后，電力價格仍然由政府管制，這種不同的定價機制帶來了煤炭價格上漲的速度遠遠超過電價的上漲，價格倒掛造成了煤炭企業與電力行業在電煤價格方面的博弈日益激烈。近年來，針對這個問題，相關部門出臺了一些措施，協調煤電之爭。以根據合同匯總情況安排運力的全國煤炭產運需銜接合同匯總會議，取代了以商談電煤價格為主的煤電訂貨會，淡化了計劃經濟的色彩。煤炭行業與電力企業關于電煤價格的爭論則轉由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解決。雖然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暫時短期內緩解了煤電價格矛盾，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煤電之爭，只是讓下游產業承受了大部分新增的經濟負擔。近期各大發電企業迫于電煤價格上漲紛紛尋求向上游煤炭行業進軍，煤電一體化政策在相關部門的推動下獲得進展。但是這種舉措只是把矛盾內部化，電力企業將面臨資金壓力，還會增加企業的市場風險。可以說，現有的電煤運行模式都無法來解決電煤之爭。

　　今年以來，在國內物價不斷上漲的壓力下，同時國際市場上煤炭價格不斷攀升，我國煤炭價格更是大幅上漲，電價卻并沒有出現變化，電煤的矛盾進一步得到顯現。6月份，國家發改委在提高電價的同時也宣布對電煤價格實施臨時干預政策，但是這一緩解電力企業大面積虧損的舉措，卻無法解決問題。一方面，電力企業認為電價調整的幅度較小，同時煤炭價格并沒有因為臨時價格管制措施而發生大的變化，難以扭虧為盈。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表面上電煤價格沒有漲，而實際上這僅僅指重點合同煤，這還得不到兌現，只能買到高價煤炭，電煤價格依然在上漲”。另一方面，煤炭企業由于電煤受到管制，對電煤的供應積極性不高。據了解，目前已經出現了電煤合同實際兌現率逐步下降的趨勢，同時煤炭質量下降的問題也影響了發電企業的積極性。今夏出現的部分地區電力供應緊張，都與電煤之爭難以協調有著直接的關系。也可以說，如果不解決電煤之爭論，電力供應緊張的局面難保不會再出現。

　　因此，面對當前再度出現的電力供應緊張形勢，理順相關價格機制，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成為解決機制性矛盾造成的電力供應緊張局勢成為各方共識。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電力價格同樣受到政府的控制，電煤供應大部分是通過長期合同的形式來實現。這啟示我們，只是著眼于價格機制的改革，或者盲目的要求放開電價，放開電煤價格，在當前電力市場并沒有實現競價上網、煤炭市場尚不規范的情況下，并不利于有效解決此問題，還易于造成煤炭和電力企業聯手推動電力價格的上升，最終損害下游行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的利益，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

　　看來，在推進相關價格機制改革的同時，還需要采取綜合措施，不僅僅著眼于煤炭、電力行業，還要涉及到交通運輸物流等行業，政府還應該完善相關的稅收和補貼方法。在目前的形勢下，放開電煤價格之后，政府可以考慮向煤炭企業征收資源稅，并根據宏觀經濟和煤炭供需形勢適時調整稅率，將這筆稅收以及對大用戶和高耗能用戶的差別電價收入，用于補貼發電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