褐煤必須搞死？

德國擁有豐富的褐煤資源，即使到現在，燃煤發電仍舊在整個發電中占據40%左右的份額。2015年3月，德國經濟與能源部建議出臺針對傳統燃煤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立法，以幫助其進一步實現2200萬噸減排任務，2020年實現既定減排40%的目標。

方案最初建議針對壽期超過20年的煤電廠，如果單位GW排放超過了700萬噸二氧化碳(這部分已經納入歐盟ETS體系，需要購買，當然現在價格很低)，將加收18-20歐元/噸的碳稅;對壽期超過40年的煤電廠，排放超過了300萬噸就要加收。

一個效率40%的硬煤煤電廠，年運行8500小時，大約就要排放700萬噸二氧化碳，而300萬噸只夠運行不到4000小時。由于褐煤的單位排放因子要比硬煤高30%左右，這一規定下褐煤電廠的出力就要受限。

700萬噸的設計似乎專門瞄準了褐煤電廠。從影響來看，這一水平的碳稅意味著單位千瓦將增加2歐分的成本。而2015年8月，德國批發電價下降到了3歐分/千瓦時的水平，比2011年之前已經下降了50%。這意味著，電廠即使可以競爭到市場份額，其邊際利潤也只有1歐分/度的水平，這可能連流動成本(燃料、運營、材料等)都覆蓋不了。所以，這一標準對褐煤之外的基荷煤電廠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意味著褐煤老舊電廠的成本要大幅上升，基本只能退出市場。

建議一出臺，就引發了各方爭議，褐煤工業與主要電力公司極力反對，電力工人組織游行。電力公司的反對意見，集中在這項政策意味著2000萬千瓦的機組變成虧本生意。機組的關停，從長期看將引起系統充足性問題與安全問題。

此外，如果這部分機組的成本上升，很可能意味著德國電力出口的減少，以及天然氣發電份額的上升，這意味著電價水平的上升(盡管幅度可能不大)。這一政策帶給最終消費者的影響也需要評估。

當然，在環境NGO看來，這一政策的力度還是遠遠不夠的，定位于20年的老舊電廠而不是全部電廠，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手段的合法性爭議更大，特別是涉及影響對象選擇以及程序性問題上。很多律師提出反對意見稱，為什么老舊電廠受影響，而其他電廠就可以"獨善其身"，這在促進市場的競爭目標(特別是merit-order)與法律的公平性上是站不住腳的。而德國自身的政策與歐盟能源環境政策的協調，在已有ETS覆蓋的情況下是否與歐盟上位法沖突也是法律界探討的問題。

最終，7月份，這一政策建議宣布取消，政府將選擇另外的方式去實現這一2200萬噸的減排任務，并將這部分受影響的機組轉為"容量備用"。

到了現在2018年，英國、法國都出臺了淘汰煤炭計劃時間表的時刻，2018年上半年，德國政府再一次拒絕了"最低碳稅"的提議，可能跟上述這一經歷不無關系。并且，2020年的減排目標可能已經來不及完成了。

誰能代表德國呢?是德國政府，還是電力企業，還是各種機構的學者?可能都能代表一部分，但是都不能完全代表。

德國電價高是個問題嗎？

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造成電價高企是個吸引眼球的話題，但是"電價高"這個事實本身，以及是否應該歸因于可再生能源同樣充滿爭議。

"電價太高"的支持者認為，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達到6歐分，已經造成德國居民電價高達30歐分/度，是歐洲最高電價之一。很多貧困家庭的電費支出已經占到家庭支出的10%以上(筆者在德國待過幾年，每個月高達80歐元的電費的確也肉疼)，很多家庭因為交不起電費而停電。如果照這種趨勢下去，那完全是不可持續的。

筆者認識的一些德國同事由此抱怨，但是也有一些堅決認為"電價太低了，以至于我的鄰居在德國這種緯度造個冰窖養企鵝"。而部分學者的統計分析與觀點往往是：能源貧窮在德國也是存在的(2014年有35萬戶家庭因為拖欠電費而被停電，占全部家庭的不到1%，是歐盟國家中問題相對較小的國家)，但是那是社會政策的領域。能源貧窮的原因是"貧窮"本身，不需要特別的能源政策。

至于可再生能源造成電價高企，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同意。由于調度優先順序的影響(Merit-order effect)，電力市場的躉售價格越來越低。 能源密集型工業，享受附加豁免，其大用戶長期合同價格低到稅前4歐分/度以下(不含輸電費用，但是大用戶用電電壓等級高、損耗小、負荷不確定與波動程度小，這部分費用是很小的)，人民幣不到3毛錢。成為大的"贏家"。不能只盯著25%的居民用電，不考慮占40%以上的工業用電。

以上往往是經濟學家的看法，社會學家往往嗤之以鼻。經濟學家往往關心總體蛋糕的大小(所謂"效率")，而貧困人群的利益受損則是"分布式"影響問題，而這在后者看來則是"天大"的問題--這是基本的倫理。這個爭論有點超過事實爭論的范疇了。

啟示

對于能源轉型的政策與評價，即使在德國內部，也是存在各個方面、不同程度的爭議。因此，宏觀上大而化之的"德國如何如何"的鐵板一塊式的描述都是欠準確的，也很難對第三者"我們要如何如何"提供明確的含義。簡單的，如果德國做錯了，我們為什么要學?德國做對了，但是其深根于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那對我們也很難有借鑒意義。 更何況，我們的鐵板一塊程度，應該還比不上德國。100個人，可能就會有120種意見。

不可避免的，人們對很多事情都會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如果不區分意見的性質，是對事實問題認定的不同，還是價值觀的不同，那么就無法形成公共討論，而成為無謂的爭論。對于事實問題，所需要的只是進一步的研究確認，而對于價值觀問題，可以通過彼此的妥協取得合作。

事實的討論需要更加充分，而價值觀要保持盡量透明。這是我國能源行業了解國外，并產生有益借鑒的基礎。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完全是一場分布式、分散化的社會運動，到了中后期才有了大的電力企業的加入。這方面的故事，我們留待今后細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