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出電力業主的戰略性選擇

這個問題拖著懸而未決，的確是各方面的損失，特別是水電與外送電業主。在整個體系中，這部分業主往往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不關心整個體系是否有效率，而只關心自己的電有沒有市場與出處。

就雅礱江水電外送問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會生曾表示，對投資方而言，發出的電只要送出去了，任務就完成了。送哪里并不重要，江西也好，江蘇也好，對投資者并沒有太大影響。就是這一戰略性選擇的集中表現。

從整個體系來看，送出業主無疑是需要更積極的。起碼，理性的水電廠商應該建議建立本地波動性市場(枯水期或者出力不及預測，價格上漲，從而形成對供應波動風險的保險)，首先參與本地統一市場平衡，而不是一味擴大外送。這在割裂市場的同時，綁定在特定的線路基礎設施上，極大地降低了自身的談判能力，為人為壓低價格、甚至低于本地上網電價埋下了風險。

嚴防基于清潔概念的道德指責

在這一“壁壘”問題的爭論中，需要格外防止各種似是而非的“道德指責”，特別是以所謂的“清潔”概念。清潔的價值不是無窮的，消費者也沒有對來源清潔不清潔的電力區別對待的義務與必要。

道德評價與對(電力)市場保持開放性與自主選擇的漠視，試圖影響人的正當決策自主權，其潛在危害甚至要大于高度計劃時期的中央政府集中安排。后者起碼是個有效的體系，并且有自我節制與大鍋飯的有效機制(有無效率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種道德指責會進一步扭曲割裂市場，為更大程度的自由量裁，特別是系統調度的戰略性行為提供土壤。

在雅中直流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協調者的中央政府，并沒有選邊站，這必須給與明確地大大地點贊。當然，還可以做的更好的是，站在整體經濟效率的一邊，更加積極的界定何為“顧全大局”，以正視聽。

衡量是否顧全大局的標準應該是何種的安排是總體經濟效率最優的。“本地平衡優先、網對網外送，從而建設形成統一市場”應該是基本的原則，是顧全大局的表現。

小結

一個合理政策的標準，從總體效率理論上，可以分成帕累托改進——有些人變好了，而至少沒有人變壞;社會效率改進——有些人變好，有些人直接受負面影響，通過變好產生的轉移支付可以消除這種負面影響。而基于公平性的原則評價一個政策是累進的還是累退的，也取決于這個政策是否對最窮的人產生了負面影響。

外送電的政策，需要起碼是一個社會整體效率改進的政策。只有這樣，才可能有足夠的剩余去補償哪些損失者。否則，不如不外送，特別是對于本地發電商還有遠端用戶。本地消納不了，那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大一統結論，需要更高時間分辨率的認定。近日，云南甚至出現了僵化外送安排下的用電緊張局面。

目前僵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供需雙方都需要更加靈活的安排，而不是進一步固化安排，從而物理調度上都很不靈活。而跨省跨區的長距離長期輸電安排，交易時間尺度過粗，存在基荷偏好，從而使得交易達成協議困難。取消這種長期僵化的安排甚至還存在著“帕累托改進”的空間，消滅“雙輸”——送出地方受益(比如本地用戶降低的電價)，其他地方也沒有變壞的選擇——接收方本地發電也并不貴，而且穩定性更好，無風險;電網理論上是以成本核算輸電價的，輸不輸長期一個樣。

“本地平衡優先、網對網外送，從而建設形成統一市場”是改變這種僵局的終極解決方案。物理調度與財務交割完全是兩個問題。即使財務方面有長期合同規避風險的安排(如果有供方與需方可以達成協議)，物理上也無須這樣執行。

這系于我國正在進行中的電力體制改革，特別是調度運行體系的透明化。前途光明，我們當有理由報以信心。